人生一世,好比一次搭车远行。要经历无数次上车、下车;这中间常有故事发生,有意外惊喜,也有刻骨铭心。……
——代题记
一
最早乘坐列车在三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去千里之外探望那个只存在模糊记忆中叫“父亲”的人。三岁孩童对列车上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车厢里有那么多的大人,也有被大人带着的小孩;车窗外急速向后退去的村庄、公路、河流、原野和牛羊;……记忆最深刻的是吃到了肉和蔬菜搁在一块的盒饭!第一次吃这样的饭菜,感觉味道特别鲜美。
从父亲那儿回来的一天,居民住宅区内,一个母亲推着一辆老式童车,车里坐着一个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童车轱辘一路“吱嘎吱嘎”的声音响遍了整个住宅区。望着已经走远的小童车,我摇着妈妈的手,“我也要坐这种吱嘎车!”妈妈说坐吱嘎车的都是些小娃儿,你都坐过火车了,还坐吱嘎车呀。妈妈又说在你入学前妈妈还会带你再坐一次火车的。
好多年后我知道了吱嘎车叫童车。又是好多年后我晓得了由青年歌星程琳演唱的《童年的小摇车》。
母亲第二次带我去探望父亲那年我六岁。那次乘坐列车,我多出了一点对列车上旅客的观察和留意。我发觉乘坐列车的有大人、老人,男人和女人,还有不少像我甚至比我小得多的孩子。他们大都像我一样,由大人(他们当中有的是母亲,有的是爷爷或奶奶)带着,去探望自己的爸爸,或者是妈妈。两次乘坐列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我和母亲离父亲好远哦。列车要坐好久哦。
这一次后,母亲没有再带我乘坐过列车。
二
是命中注定?还是生来就与列车有缘?初中毕业,面临上山下乡的我,突然在1971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接到父亲从千里之外拍来的电报:速来铁路参加工作。
要说,在那个特殊年代,相对下乡当知青,能参加工作已经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了。可不知为什么,坐在列车上的我却一点高兴不起来。“我要继续读书。我不要工作。”我在心头反复说着这样的话。我当然知道一代伟人发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注定了我们这一代人不能继续升学的命运。可我不管,我只怪父亲活生生剥夺了我至少读完高中的权利。独自乘坐列车,回想起由母亲两次带着乘坐列车的情景是多么的温馨!即使上厕所,母亲也在厕所门边守候着;偶尔跑去另一节车厢玩耍,不是母亲陪着,就是在母亲的视野范围内。可现在母亲不在身边了。“难忘那小小的摇车/它摇着日月/它摇着星索/它摇着妈妈无字的歌。”童年的小摇车对我来讲如梦似幻,可我乘坐过有妈妈在旁边陪伴的列车。妈妈在身边,这世界便多出了许多的温馨和甜蜜,自己便多出了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少了妈妈的陪伴,便会无端生出几多孤独和失落!那一刻,第一次出门远行讨生计的我开始把一双眼睛到处寻找——不错,谁也不能替代我的母亲对我的庇护。没有了母亲,能够寻找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也好啊!当然,我的期望最终没有实现,直到列车抵达到达站,走出车站我也没有发现一个面孔熟悉的人。
这以后,我开始每年独自一人乘坐列车,于千里之外的筑路工地及远在四川的故乡之间来回奔波,并持续不断地乘坐了整整十七年列车!
三
1975年春天,是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春天。那个春天,我突然接到一封家里的电报,电文是短短的五个字:母病重速归。病重?有多重?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一直伴随着我坐上回家乡的列车,至到见到母亲。
这是我的母亲吗?一年多不见了,母亲见到儿子却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像是见了不认识的路人。母亲看我一眼后,便出门去了。印象中,病重的人都会躺在床上。
母亲她是怎么啦?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我的两个姨妈,母亲的两个姐姐大约看出了我的疑惑,她们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异口同声地说你妈是病重了,而且不是一般的病重。她们又看一眼门外,才说,你母亲患了精神分裂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病。
我这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天哪!我的母亲怎么会患上精神病?!
姨妈说你母亲小时候就得过这种病,只是后来治好了。同你父亲结婚后,二十年来没有再犯过。这次怎么犯的?你大弟弟阑尾炎手术后发生肠粘连,小弟弟重感冒发高烧,两个基本成年的儿子突然间病倒,从未经历过这种事的你母亲一急,病就上来了。
她们反复强调说这种病最容易在春天发生。
由于母亲说什么也不去“精神病院”,母亲的病症没有得到很好医治,以致酿成每到春天便犯病,而我每年春天便无一例外地接到家里“母病重速回”的电报。
坐在列车上,我的心情便格外压抑。看身边的人和事物的眼光也格外痛苦。我惊异我身边有说有笑的旅客,旅行对他们来说显得轻松愉快。相对他们的轻松愉快,旅行于我便不止是心事重重,简直就成为了一种苦难,一种承受家庭责任重负的苦难。
我从此惧怕在春天乘坐列车,以致多年以后,在春天乘坐列车都成为我最为忌讳的一件事情。
四
八十年代初夏,我探亲返还铁路,乘坐成都至广州的列车(它是南来北往列车中最繁忙最拥挤的列车之一,外出的四川农民去广州一带打工几乎无一例外都要乘坐这趟车)。我照常拿了一本书看着消闲。渐渐地,坐在我对面座位上的三位去广州打工的四川旅客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他们外出打工已经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四川乡下的农民为了获得更好一些的生存方式,开始离开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黄土地,跑去他乡另谋生路。
客观地讲,在全国范围内,四川不算贫困,但太多的人挤在太少的土地上刨食确属事实。就乡下川人来说,在数量上占了压倒城市川人的绝对优势:90%。这90%要生存,就得动脑筋想法子,这样,90%的乡下川人便拥有了养活自己的多种技艺,农业上,川人长于精耕细作,其中最突出的是川人的独创:于有限的土地上见缝插针——在田埂上种植——这很有点近似蛰居在大片丘陵上的巴蜀人为维持生存表现出来的技巧和坚韧。急速发展的乡下人口终于胀破了狭小的“盆地”,于是便外出,便占领平原,占领山地,占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几乎所有车站、码头,大街小巷,就有了我的巴蜀老乡的身影。
面前的三位老乡不过是构成数目庞大的川军队伍中的个体,现在他们就坐在我对面,给了我足够观察他们的时间和空间。他们中的一位已经不是正常人,他患有轻度精神分裂症,难得的是他的两位伙伴并不抛弃他。他们说,大家当初一起出来,当然得一起走下去。他们反反复复地对他讲:到了前头就好了。
“坐同一班车的人当中,有的轻松旅行,有的却带着深深的悲哀……”我面前的三位老乡显然不属于“轻松旅行”者。他们的深深悲哀在于:前面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命运?好?还是不好?这对他们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列车必须义无反顾地朝前驶去。对于生命列车来讲,只有一个车站,那就是“前方”。
我开始把眼光望出窗外,望着前方,前方一片荒芜。隔一阵子,车过一座涵洞,前方旁边的路基上,散乱地堆放着一根根的水泥枕。这些水泥枕叫我想起我所在的筑路工地。快要进入铺轨阶段的路基上,一根根的水泥枕略成一字形地朝前延伸着排开;不远处,有几根歪七斜八地交叉堆叠着,你压着我,我枕着你,让人看着垂头、丧气、喘息,像是几个累得疲乏不堪的筑路人;随便挑出一根,便是每个筑路人的自画像。
比起艰苦的筑路人,眼前三位远离家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命运更难预测。尽管如此,他们却始终抱着一种坚持走下去走到前头就好了的心态,这不能不让我感动。
年年往返于这趟列车,每次乘坐列车都会碰到一些由陌生而认识的旅客。有的旅客会在自己的记忆里留存下来,但这种留存大都不会持久,惟有这三位始终把“前方”当作目标的四川老乡,让我怎么也忘不了,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历久而弥新。
几年以后,当我带着新婚妻子从家乡乘坐上这趟列车,向着千里之外被我戏称为“吉普赛部落”的那片蛮荒土地进发时,我对她讲述起这个当年打动过我并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故事讲完,妻子并没有被感动,而是淡淡地说出一句:“是真的吗?”
自幼生活在都市从未出过远门的我的城市女人哟。
五
“爸爸,给你拍电报的钱!”三岁的儿子手头捏着一张大团结,在他妈怀抱里朝我坐着的车厢直奔过来。“妈妈说,电报跑得快!”“喂我说!你一到工地,就给我们拍电报吧。”听着妻儿的话,看着车下追着列车跑的母子,头一回感觉到探亲的甜蜜;渐渐,我的眼光开始湿润起来。……
我时常说我们这一代是什么都错过了的一代,连乘坐列车也常常错过了座位——我不止一次地在连续乘坐了几个小时,仍然找不到座位的情况下,丢掉体面,也丢掉了坐卧铺时的讲究,拿上一份报纸,钻进旅客座位下面,垫上报纸蒙头睡觉。
座位最难找的时候还数每年的春节。筑路人,尤其是开山打隧道的筑路人,对“春运”这个打上中国特色烙印符号的字眼有着切肤的感同身受!在铁路工地上,随着每年春节的临近,天南地北的中国人在春节与家人团聚的共同愿望下,争先恐后地挤上一切能够运载人的交通工具:火车、汽车、飞机、轮船(多种运载工具中,数最为经济也最为安全的火车最为火爆),最经济最火爆的火车在春运期间的发条也拧得最紧,一列列南来北往的火车在超负荷运转中谱写出一篇在中国大地上一年一度人流大迁徙的世界奇文!从车站的售票窗口开始,每一个等候购票的旅客都将前一个旅客的腰抱住,防止其他人插队。随着长龙般的购票队伍的踯躅前行,惊心动魄的特写开始跳入眼帘:当一位旅客(那是一位农民工)终于排到购票窗口时,那农民工使劲(他得甩脱后面抱着他的那人)弯下腰去,将穿在脚上的一只鞋脱掉,用手拎着扔进了售票窗口!然后,朝着窗口里面大声嚷嚷:“钱!钱在鞋里头!”
终于排队买到一张指头宽窄的硬座车票了,接下来,得以拼死吃河豚的勇气,加上婴儿吃奶的劲往严重超载的车厢里面挤。最精彩的莫过于挤进车厢的那一刻:车停靠站台后,开了窗户透气的车上的旅客,一眼看见车站上黑压压的等着上车的旅客,赶紧朝下放车窗;车下的见了,却以百米短跑的速度蹿到窗前;然后,朝上伸出双手,脚下一使劲,唬地一跃,两只手便抓住了窗户的边沿;然后,在下面同伙的帮助下,脑袋钻了进去,然后是半个身子,终于,整个身子进到了车厢。之后,将车窗开得高高;半个身子俯下车窗,伸出手去,使大劲往上拽车下的伙伴。
总算坐上车了。车厢里的情况却不比在站台上购车票时好多少。仍旧是人挨人,人挤人;就往其它车厢去,费了老大劲,挤到另一节车厢,还是人挨人,人挤人,人贴人——最拥挤处,相互间的面孔几乎都贴到了对方的脸上!一节定员装116人的绿皮车厢在始发站就挤进二三百人,超员幅度高达100-200%!这还不包括沿途等着上车回家过年的旅客。
仗着年轻,仗着车下有几个送站的哥们儿帮忙,在我们那个只停留一分钟的小站上,我从列车窗口钻进了还有几天就过年的开往四川家乡的列车。车上是太挤了,挤得来直感觉没有一点空隙。凭着多年乘坐列车的经验,开始往车厢尽头的厕所挤;挤得腰酸背痛挤得满身臭汗,终于挤到了厕所门口,才发现自己的经验早已不是经验,窄窄的厕所里已经站了不止一个人!别说是下车吃饭了,连上厕所尿尿都变得不可能。
尽管如此艰难,尽管身心疲惫,尽管内心焦灼,但沙丁罐头鱼般的车厢里多数旅客的眼睛里却分明流露出一种期盼,一种对抵达前方的期盼,一种对就要与家人团聚的期盼——一年一度啊,中国人浓得化不开的过农历年的亲人间的团聚!……
两年后,儿子五岁了,我就要从铁路调回地方了。马上就要离开生活和工作过十七年的筑路工地了,我决定把儿子带去一趟铁路,让他见识见识他老爸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再说儿子还没有乘坐过列车,也一直嚷嚷着要坐列车哩。
列车出内江站不久,五岁的儿子便在车上活动开来,一会儿要去厕所,一会儿要去车厢尽头的浴盆洗手,开始我都带他去,去过两回后,儿子便不要带了,要单独去。我便由着他。再说,儿子又在我视线以内。同前几次不同,儿子这次去的时间长了许多,却还没有回来。便急了,便离开座位去找。在车厢尽头,发现儿子站在对面车厢的连接处,正要朝这边过来;见了我,突然就犹豫起来。我想过去帮他,又想到他既然能过去,肯定就能过来。便上前几步,蹲下来,朝他伸出双臂,在哐啷哐啷的列车奔驰声中朝他大声喊道:“儿子最勇敢了,你一使劲,一使劲就过来了。快过来呀!”儿子看我一眼,稍稍犹豫一下,腮帮子一咬,两只小手捏了拳头,嘴里“嗨”地一声喊,一趟子便跑过来了。
“真棒!”我伸出双臂抱着跑过来的儿子。“你可比你老爸那个时候棒多了。”
这是真的。五岁的儿子已经能够穿过摇摇晃晃的车厢去寻找他玩耍的乐趣。而当年已经成人的我在穿过两节摇晃的车厢时,却需要鼓足相当的勇气。
六
一个星期后,我办好调动手续,带着儿子从千里之外的筑路工地,坐上了回家乡的列车。经过两天一夜的旅程,在一个晨曦微露的早晨,列车到站,从车窗望出去,我又看到了生我养我的美丽的城市!我又回来了。我再也不走了!面对着座落在沱江边上的美丽城市我在心头兴奋地叫喊。
然而,就在我快要下车的那一刻,鬼使神差!我却突然有些留恋起这趟载过我无数次,也苦恼过我无数次的列车来。我一反常态地走在下车的人群最后,想在这车上多磨蹭一点时间;牵在手中的儿子却只顾朝前挤,还一个劲地对我喊叫“爸爸快,我们到家了!”我低头看着身旁的儿子:如果我也像当年母亲“丢下”我(奔赴千里之外去谋生)那样有一天也将未成年的儿子“丢下”——让他独自奔赴远方,我肯定也会牵挂。但我不会像母亲牵挂我那样始终丢不开。因为儿子较他的父辈当年毕竟强了许多。
我被儿子拉扯着,朝车下走去。在走下列车的那一瞬间,我停下来,回望身后这列在黎明时分再次启动,向着前方轰隆隆驶去的列车,心头再次生出一种对负载着使命前行的列车的强烈的深深的依恋!是的,我曾经为独自乘坐长途列车时的孤独而苦恼;我也曾经为列车上过度拥挤的旅客而抱怨;我还曾经为经年累月奔波的艰辛而赌咒;如今,这一切都已随着我的调回家乡成为过去。
想到即将成为历史的过去,那句“所有的过去都可以是现在或者是将来”象征着天文学意义的话语便蹦了出来。是的,今后我还会乘坐列车。当我再次乘坐列车时,车上的旅客还会记得我吗?在我之前,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曾停歇下来;在我之后,也还有人停歇下来,无论之前,还是之后,空下来的座位都会很快被新上来的旅客填补上。原因就是,生命列车的命题早已注定:凡乘上生命列车的旅客都要反复经历上车、下车;下车、再上车的过程。重要的是:车轮始终轰隆着驶向远方,车头始终迎向太阳……
又是好多年过去。都市里平常的一天。我站在新建成不久位于沱江岸边的绿色港湾屋顶眺望:大街上穿梭着为生计奔忙的熙熙攘攘的人流;南来北往的公路上奔驰着川流不息的车辆;桥下流淌着日夜奔流的沱江;头顶的天空中挂着那轮每天东升西下的太阳;……这一切都被造物主不着痕迹地将其纳入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容量巨大的“城市列车”。城市列车由万千的生命列车所组成。不错,每列生命列车到达的站点不同,驶往的目的地不同,但运行的终极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一心期盼着到达前方,都是渴望着新一天的畅快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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