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瘦肉精”猪肉肆虐大上海
“9.13”，这是一个让几亿中国人敏感的日子：35年前的1971年9月13日，那个被全国人民长期呼喊着“永远健康”、被宪法界定为共和国党中央主席接班人的林彪，在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后，与死党架机仓皇出逃，摔死在内蒙古温都尔汗。事隔35年，2006年9月13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发现多起因食用猪内脏、猪肉导致的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事故波及9个区、336人。
两天之后，９月１５日上午，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陈国芳接受《新闻晨报》记者采访，说：“这次引起散发性‘瘦肉精’中毒事故的肉制品并非产自本地，而是全部来自浙江。一名浙江人涉嫌从浙江向上海浦东上海农产品批发市场经销了一整车的猪肉，总共有189头。这些猪肉分别销往了本市多个区66个贸易市场。”据这名浙江人称，在他向浦东上农批发市场经销的189头生猪肉中，并无猪内脏。但从目前本市各大医院门急诊接收的疑似“瘦肉精”中毒病人报告中，出现不少因食用猪肝、猪肺和猪肾等引起的“瘦肉精”中毒反应。
有关媒体报道：从9月13号开始，前往上海仁济医院急诊输液室就诊的病人当中出现了一群特殊病患者，这些患者的症状大体相同，表现均为手脚麻木，头晕乏力，到身体发抖，且一直抖个不停。几天之内，病人迅速增多。该院急诊科护士长徐玲芳说：两三天内便迅速增加到100多人。最多的一天，一下进来了五六十人！
该院主治医师赵韫嘉说：医院来的第一拨病人，他们是集体发病的，是一个单位的病人。奇怪的是，这些病人的表现也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都是吃过猪肝后患的病。赵韫嘉补充说：吃了瘦肉精饲养的猪肉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病情就会发作，这主要是引起交管神经兴奋。相对猪肉，猪的肝脏和肾脏积聚的浓度要大一些，患病也就更重一些。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首先是猪只患了病，再传染给人。
引言：恶魔一般的四川“怪病”
阳历6月，仲夏时节，早些年，南方正处于不冷不热季节，旅游呀，郊游呀，正好适宜。仲夏的夜晚更是叫人想起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只是随着世界性气候普遍升温，如今6月的天气已让人明显感受到了夏日里难熬的高温。
对于四川资阳、内江两地市来说，已经过去的2005年6月的“高温”更是不同凡响！
资阳，这座赶在进入新千年前划为地级市的新兴城市，由于建市短，以及所处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并不为世人所知晓。2004年3月沱江“3.02”特大水污染，地处沱江边上的资阳在外界多少有了点“名气”（说多少是因为资阳虽也遭受了沱江特大水污染，但因拥有一座老鹰水库，从而避免了长达26天停水的灾难）。2005年6月,一场突发的“四川怪病”让一度小有名气的资阳一时间名声大噪。与资阳一道名声大噪的还有以产糖闻名于世，同处沱江中上游的资中、内江等地市。
眨眼间，又是2006年的仲夏日了。一年前发生在四川资阳、内江等地市的可怕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画面在国人的视野内变得有些模糊了，但在众多的四川人记忆里，特别是重灾区资阳、内江两地人们的印象中，发生在2005年夏天的那场让人们谈猪色变，闻猪惊恐不安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的情景让人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2005年6月24日。资阳第一例“怪病”病人被送进资阳第三人民医院。此后几天，资阳第三人民医院连续收治了三个类似病人。三个病人入院时均出现“高热、双上肢体淤点、淤斑、眼球结膜充血、全身肌肉疼痛和休克”等临床表现。由于犯病快，病情不明，三个病人很快相继死亡。
三个被送进医院很快相继死亡的病人的病因都是一个：“怪病”。
7月9日，突发疾病的吴代勋作为第四个类似病人被送到了资阳第三人民医院。
46岁的吴代勋在把自己的一条小命交给医院的同时也交给了上帝。
除了“怪病”首发地资阳，内江资中县是“怪病”感染的另一个重灾区。
资中出现的第一例“怪病”病人叫黄广勤。７月７日那天，57岁的黄广勤在家宰杀了一头病死猪，第二天开始发病，７月９日被送往资中县第一人民医院，不到１个小时就去世了。死得来连病历都没有来得及完善。
黄广勤是为自家宰杀了病死猪致死。资阳市雁江区松涛镇石梯村的申宝成却是因为帮村民申国华家杀了一头病死猪受感染后致死。申宝成的妻子李秀华红着眼睛反复强调：我家宝成就替人家杀了一头病死猪，人就死了。真是个怪病。
一个又一个的“怪病”如同一个又一个吞噬人和家畜生命的怪兽，在短短40天内（从6月24日至8月4日），资阳、内江等地市就出现“怪病”200例，死亡38例（加上死于７月９日的资中病人黄广勤应为39例），病患者分布在资阳、内江市等９个城市的30个县（区）、108个乡镇（街道）、176个村（居委会）。
像野兽一般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人们（主要是乡村中的农民）和家畜的生命，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安全，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很大损失，让国内外震惊的酷似恶魔一般的“怪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
上篇 四川“疫病”走廊
第一章 灾难从天而降
1
吴代勋，资阳市雁江区西门周祠村７组农民，因患“四川怪病”第一个被医院救活的病人一夜之间成为媒体关注的公众人物。被当地媒体报道基本治愈了的吴代勋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吴代勋了。你很难把面前拄着棍子走路的吴代勋同先前那个扛200斤水泥，爬六七层楼的汉子联系起来。一米七左右的吴代勋，拄着棍子站立着，神情漠然地看着刚刚下了一场大雨，河水显得混浊的九曲河，像是一截掉尽了枝叶的枯树桩。
那个向我介绍吴代勋的大嫂没有说错：他不能对你说什么，他也说不出什么了。
今年52岁的曾晓英，同吴代勋住在一个村子，养了24头猪，算得上村里的一个养猪大户。她说她这个大户只是背了一个名，没有赚钱不说，还背了一屁股债。惟一幸运的是，自己没有像吴代勋那样感染上恐怖的猪链球菌。现在的吴代勋，走路都拄着棍子，脚上没有劲不说，双手双脚还脱皮。为啥子？我咋个讲得清楚。吴代勋惨呐，两个女儿不在身边不说，老婆又跑了。吴代勋的大女儿18岁，初中读了一年，14岁的小女儿只念了个小学。现在哪个不晓得，没有文化外出打工也难，打工也挣不到钱呐。你问我吴代勋是咋个得的这个怪病？他是帮他弟弟打整死猪得的。
７月８日早上，吴代勋的弟弟家死了一头猪，叫他去帮忙打整。当时吴代勋手上有一处结了疤的小伤口，刨死猪时被热水一泡就掉了，他也没在意。哪个晓得，第二天下午，吴代勋就犯病了。可奇怪得很，吴代勋的弟弟一家子也吃了病死猪肉，而且比吴代勋吃得还多，却没事，就他一个人背时，你说不是命又是啥子？要不咋说人霉起了冬瓜灰嘛！
我也霉，霉得很。曾晓英说她养猪也经历了一场灾难。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养鸡鸡瘟，养猪又碰上猪链球菌，是一个背时倒灶的货。几年前就开始养鸡的曾晓英，到2004年，看着该赚钱了，一场横行东南亚的禽流感，把她的鸡给害惨了。那阵子，平常能够卖18元钱一只的鸡，死了只能卖到２元钱一斤，一只三四斤重的鸡，只卖得到七八元钱，整整少了一半还多哇！养不起鸡，就改养猪吧。没有钱，只好又向大家借，借了七八家，借了一万多元。哪个晓得又赶上这个猪链球菌怪病！人虽然没感染上，那头母猪却传染上了，医了200多元钱，又是打防疫针，又是消毒，搞成了一锅粥。
你问养鸡投入了多少？５万多元呀，是同妹妹合伙搞的。钱是找人借的，村民们东拼西凑嘛。借条？曾克英睁大眼睛看我一眼，要什么借条，都是一个村的熟人。利息？也不付利息。可账毕竟得还呐，还不晓得等到啥时候去了，唉！
这种发生在中国一些贫穷乡村中村民们相互之间救急的事情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是明摆的：彼此的信誉就是最好的借条。坏事呢？你借了我的钱，到下次我需要钱的时候，你还不了，我只好找他借。轮到他也需要用钱了，又该找谁去借？这种轮番借钱却缺乏偿还能力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是集体性的贫穷，而导致轮番借钱的根本原因却是由于中国农民的贫穷。
“你买保险了吗？”我问曾晓英。
“啥子保险？”她说。
“呃——简单说就是赔付。”我看她一眼，“就是你花少量的钱买份保险，一旦遭了灾什么的，保险公司就得给你赔付，你就可以减少一些损失。”
“有这种事？”她看我一眼，“我们农民懂不起呀。”
“你以后可以买一点呀。”我说。
“我都不养猪了，还买那玩艺干啥？”她看我一眼，有些不解。
送我出来，走到九曲河边，正准备继续朝前走，一眼看见前面小路上过来了人，曾晓英站下了，她说，好在今天队长不在家，不然我也不敢对你讲这些的。见我不明白，她又说，上头跟我们打了招呼，说你们这些记者来了，必须先找镇上，由镇上跟村里打招呼，村干部领着你们来，我们才能说。她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路，你顺着这根路往前走吧，转过一道弯，就上公路了。乡村的路不好走，又下了雨，你要小心点。
我站那儿，目送着为我提供了情况的曾晓英远去。脚下，那条从老鹰水库流过来的沱江的支流九曲河在哗哗地流淌。刚刚下过了一场大雨的九曲河涨了水，河水混浊。河里有一群鸭子在觅食。有人站在岸边钓鱼。
“钓上来鱼了吗？”我问。
“没有。”垂钓者背对着我说。
“不是说下了雨好钓吗？”
“那得河里有鱼才行。”
“这么说，河里是没有鱼了。”
“至少是鱼已经很少了。”
河里都没有鱼了，在河里觅食的鸭子还觅得到小鱼小虾吗？
离开村子，在路边的一家小吃店里吃午饭，怎么也丢不下那个始终没能见面的吴代勋。吃完饭，我又去了一趟周祠村７组。这次终于见到了吴代勋，是在九曲河边碰见他的。问他去哪儿了？他不吭声。吃饭了吗？他还是不语。一米七左右的个头，佝偻着腰，拄着一根棍子，眼睛愣愣地看着前方，一副沧海桑田的样子。可只要你同他说话，就明显觉得有些不对劲。严格意义上说，他已经没有家了，没有了女儿，没有了老婆，连自己也没有了。
吴代勋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这个人子如同一截遭受了狂风暴雨的袭击而失去生机的沉默不语的枯树。
2
刘贤根，资中高楼镇古乐村村民、一个有着20多年杀猪历史的56岁的汉子。2005年７月19日，邻居王毕清家死了头病猪，他听说后，赶紧跑去帮忙处理。打整完死猪，王毕清家将30斤病死猪肉作为酬劳送给了刘贤根。一番辛劳后得到了30斤病死猪肉的刘贤根，乐颠簸地往家去，全然忘记了自己手上的伤口。刘贤根作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伤口，导致他在打整病死猪时不慎传染上了病菌。
21日上午，感冒、发烧了一天多的刘贤根去了乡卫生院。乡卫生院按重感冒为他医治。打针，吃药无效后，建议他转到县人民医院治疗。无钱治病的刘贤根拖着不肯去医院。两天后的晚上，刘贤根因感染猪链球菌病再三拖延而死去。
3
7月25日，四川省会城市成都所辖的双流县大林镇小堰村，有人载着半头猪肉来村口卖。大林镇距成都50公里，是双流县最为偏远贫困的地方，大林镇的小堰村又是大林镇数得着的贫困村之一。贫困偏远的村子里，突然有人来卖猪肉，村民邱良学上前一打听，价格比起几公里外的镇上少了一半的价钱（大林镇菜市场的猪肉价格是每斤5.5元至6元），一斤猪肉３元钱，９元钱就能买到３斤，真是划得来！于是赶紧掏钱买下了３斤。贪图便宜的邱良学两天后便为这便宜付出了昂贵的生命代价。
那天早上，天刚亮，起来到井边洗菜的村民，发现邱良学家的门半掩半开。村民奇怪：这个邱良学怎么搞的，连睡觉都不关门。于是丢下手头的菜，跑去敲门，半天没人应答，推门进去发现邱良学半个身子已耷拉到了地上。
邱良学被弄醒后，从喉咙里吐出几个字来：“９元钱，３斤肉。”被送到成都传染病医院的邱良学两天后便离开了人世。
4
2005年7月26日，对于家住资阳市雁江区松涛镇石梯村的村民来说是个黑色的日子，对于申宝成的母亲却是一个肝肠寸断的日子。一家人围在73岁的母亲身边，悲痛地看着瘦小而憔悴的母亲拿着一张纸巾，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儿子申宝成的遗像。老人昏花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嘴里在反复地念叨：“我的儿啊，你不是好好的嘛，怎么就帮人杀了头猪就遭了难呢？”
擦着、擦着，73岁的李素芳手中捧着的儿子突然在像框里活了过来：“妈，我睡觉你都要哭。好了好了，我不睡了嘛。你看，我都睡醒了，你还在哭。”被泪水蒙了眼睛的母亲丢下纸巾，双手抱着儿子，高声叫道：“呀，我的儿啦，我说你不会死嘛！”家里人和村子里前来帮忙的妇女听了，突然哇地哭成了一片，没有哭出声来的那泪水也止不住唰地出来了。
申宝成确实是死了，而且确确实实是帮村民申国华家杀了一头病猪受了感染后死的。
在石梯村，多数人家都姓申，家家都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申国华的家就在离申宝成的家只有几百米的一个土坡上。申国华的妻子肖叶芳事后回忆起事情发生的过程：“我家养了２头大猪、４头小猪。7月11日，早晨５点钟左右，天还蒙蒙亮，我起来给猪喂食，怎么唤，那头大猪都没有动静，改用木棒打，还是打不起来。仔细一看，原来大猪已经断了气了，于是赶紧叫国华去把宝成喊来，请宝成来帮我们杀猪。”说到这里，肖叶芳停顿了一下，“也是怪啊，国华听了我叫他去喊宝成来杀猪，好像很不情愿，还说了句：这阵去叫宝成，好吗？我当时说他：有啥子不好，村里死了猪不都是宝成打整吗？再说了，大家一个村子住着，难道还分彼此吗？国华说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还不快去？快去呀。”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说到中国农民乐于帮人的厚道时用了一句：“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
用不着多说的申宝成被叫来了。申宝成杀猪的确杀得熟练，短短两个小时，他就把猪杀好处理干净，内脏扔掉了；之后，拧开水笼头冲洗杀猪弄脏的手，末了，双手往两边屁股上这么一擦，整个过程就结束了。送走了申宝成，肖叶芳两口子将瘦肉每斤三块五、肥肉每斤二块五的价格卖给了附近砖厂的民工。不到早上10点，所有病死猪肉全都卖完了。随后，肖叶芳将另一头大猪卖给了猪贩子。“在卖之前我还专门找人给猪打了一针防疫针。”
正当肖叶芳一家暗自为及时处理掉自家的病猪暗自庆幸时，可怕的病魔下悄悄而迅速地向申宝成袭来。杀完猪的当天下午，申宝成明显感觉到身体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当时以为是感冒，没怎么在意。第二天上午，疼痛得历害的他就爬不起床了。
申宝成的妻子李秀华红着眼睛复述道：我在附近砖厂上班，突然老乡跑来喊我，说你们家老申痛得直打滚，从床上滚到地下好几次，脸都惨白了。我赶紧跑回家找来一辆摩托车，想用摩托车把我们家申宝成驮到医院，可他全身瘫软，根本就扶不上去。等到中午11点多的时候，家人打电话叫来了资阳第三人民医院的救护车。一上救护车，宝成就被戴上了氧气罩。送到医院的当天晚上，宝成就死了。一提起丈夫的死，她唠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就杀了一头病死猪，人就死了。真是个怪病。
5
“怪病”其实不怪，而是一种老病。资料载，1954年在英国猪群中首次发现暴发，传染到人，表现为败血症、脑膜炎、关节炎。称为“血液链球菌2型“。资料载：猪链球菌（Streptococcosis
suis）是猪的一种重要疾病，养猪业发达国家如美、英、荷及爱尔兰等常有发生。我国于1958年就有猪链球菌病的报道，1976年我国南方几省曾一度广泛流行。1990年我国华南某地猪群中也生该病，最终分离到该病原菌，猪扁桃体带菌高达76%，并引起人类感染。
此次资阳、内江等地爆发的“2型链球菌”与一般链球菌不同，具有很强的毒力因子，在动物机体抵抗力降低和外部变化诱导下，会引起动物和人发病，且来势汹汹，病情危重，死亡率高。
人感染猪链球菌的直接因素为宰杀、加工病死猪。病例呈散状分布，未发现人传人现象。人感染该病的潜伏期为数小时至数天，平均潜伏期为2至7天，最长可达到11天！
2004年的沱江特大水污染，简阳、资中、内江三地市因故停水长达26天，创下了共和国历史上停水面积最广时间最长的记录。“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呢？从资阳市官方对外界公布疫情的7月15日（第一例疫情感染病人的时间为6月24日）疫情算起，至8月21日资阳、内江两地市解除疫情警报，时间长达38天（如果以资中最后一例出院病人的时间9月６日为准，则为74天），同样创下了历史上“人感染猪链球菌”疫情泛滥时间之最。
6
海外媒体披露，四川发生不明疾病的实际时间是在６月底，当地的主管部门根本没有引起足够重视，７月大规模爆发后，经网友在互联网上发布，官方才开始全面公开信息，但对具体问题却半遮半掩。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香港方面没有公开怀疑为猪链球菌感染时，当地的部分官员认为是化工污染问题，只是由于香港官员通过新闻宣布了猪链球菌感染的可能之后两天，国内官方才在７月25日正式宣布四川的疾病为猪链球菌感染。
世界医学资料记载，首次人体感染猪链球菌导致脑膜炎病例于1968年在丹麦发生，到四川发现“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38年间全球共有200百余例人感染猪链球菌的病例报告。四川爆发“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从资阳出现疫情的６月24日到卫生部和农业部联合向外界公布调查结果的７月25日，仅仅32天就出现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例117例！
与此同时，猪链球菌导致的死亡率（被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的比例）也创下了历史新高。7月30日晚上，国家卫生部发布消息说，截止目前，整个四川当地感染的人数是131个，其中死亡人数27个，死亡率超过20％！这个比例高出了两年前的非典，当时非典在全球有8000多人感染，死亡人数800人，比例10％。
世界卫生组织对此下了一个判断：这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感染猪链球菌的疫病。
7
《安邦@研究简报》（2005年7月31日）的“分析专栏”刊出：据悉，目前四川怪病——基本是人感染猪链球菌共生怪病已经失控，原来的传染区是资阳和内江，现在已经迅速扩散到了四川省成都、泸州、绵阳、自贡等地。其中，成都的情况尤为严重，一发现就是12例。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以及著名的旅游区和物流中心城市，成都显然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城市，一旦传染病由此蔓延，可能迅速导向全国其他城市，后果不堪设想。面对疫情的扩散，现有信息并不能帮助我们搞清楚所有问题，但扩散本身却导致了一个关键问题清晰地浮现出来，即原来医学界对人猪链球菌的传染机制判断是错误的。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由于传染机制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么传染控制措施也必然是不到位的。
在传染机制问题上，原来国内医学界的判断是，所有病人都接触过病死猪，疫情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染的，但没有证据表明病菌可以通过人类消化道传染。对此问题，我们结合非典时期的研究经验认为，扩散本身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病菌传染的信息关键点是“直接接触”，这种“直接接触”，可能是人类表皮，但也有可能是消化道。而扩散本身就是证据，这么多的人，如此广泛的传染区域，被感染者不可能都是人类表皮接触者！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在人类的直接接触中，表皮接触可能导致传染的话，那么消化道接触也一定能够传染。再直白一点，就是杀猪的人以及接触过病猪的人可能被感染，但吃过病猪肉的人也可能被感染。
……医学方面专家认定的通过消化道传染是不可能的观点，事实上已经耽误了控制传染病爆发的时间，导致现在疫情恶化，出现了大面积的扩散，其中的教训应该汲取。
第二章 政府行动
8
资阳最早一例病人是在６月24日傍晚被送到第三人民医院的。病人叫吴定海，现年52岁，是宝台乡半山村９组农民。医院内科主任事后对媒体说，这个病人很奇怪，当时死者面部、胸部有淤斑，全身发青，上臂尤其明显。虽然觉得有些异常，但一时也没找出病因，况且患者很快死亡，这一病例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两天之后，资阳第三人民医院又收治了一名叫彭虎国的病人。症状仍然表现为高热、皮下出血等，送到医院门诊部后病人就已经处于休克状态，甚至测不到血压。资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立即组织力量对病人实施抗休克治疗，但效果很差，当晚20时左右，被医院抢救了10个小时的病人终因抢救无效死去。
连续死去两例病情类似的病人，引起了医院的警觉。
十天之后，7月5日、9日、12日，医院又连续收治了3例病人，其中2例很快死亡，余下1例也相继死去。加上此前死亡的吴定海和彭虎国，在医院收治的病例中已陆续死去5例病人，5例病人的发病症状是那么的相似……7月12日，第5例病人死去那天晚上，第三医院院长王成绪组织相关科室医生会诊，内一科主任魏敏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魏敏说，大家先后怀疑病因为“流行性出血”和“感染性休克”，经对照患者的临床表现后，又很快被排除了。最后，医院组织大家回去查阅资料，对“怪病”患者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同时，在一时不能确定病因的情况下，资阳第三人民迅速将这一情况向资阳市疾控中心作了报告。
三天后的7月15日，资阳市卫生局组织技术人员到第三医院听取院方汇报，参加会诊“怪病“，并于当日向资阳市委、市政府及四川省卫生厅作了汇报。随即赶到资阳市的省卫生厅专家组明确将此次事件定性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将情况上报国家卫生部。
20日，卫生部和四川省卫生厅专家经过会诊讨论，将此病例暂命名为“中毒性休克综合症。”
25日，卫生部、农业部联合发出通报，初步认定疫情系由猪链球菌感染引起的人—猪链球菌感染。
9
46岁的吴代勋于7月9日早晨作为第四个类似病人被送到资阳第三人民医院。医院在为病人进行病史调查中得知，该病人入院前日曾为人家宰杀过病死猪。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医生们将其定为“疑似流行性出血热”，将吴代勋转入传染科诊治。
11日，该院将病例报告了雁江区疾控中心。
12日，医生在会诊中注意到，吴代勋的病很像出血热，但与寻常出血热的特征又不相同。由此，医生们将吴代勋的病情与此前的三个死亡病例联系起来。就在这时，又一个与吴代勋症状相似的患者被送到了医院，医院来不及诊治，晚来一步的病人就断了气。
4天之内，送医５人，死亡４人！是偶然现象，还是突发疫情？是流行性出血，还是其它疾病？医生们在回顾搜索近期院里收治的所谓“败血症、感染中毒性休克”的病例时发现，两例病例（刚刚死亡一例）在发病前都无特殊患病史，均在宰杀病死猪后几小时内突发疾病。起病急、发展快、病情重、抗休克效果不好、死亡率高、预后差，但发病后及早就诊救治者效果好。……
7月12日当天，医院内部紧急起动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预案》，要求各科室严密监控院内有无类似发病者，按照“四早”要求报告医务科，由医务科报市、区疾控中心及卫生局。与此同时，成立了医院救治小组。市、区疾控中心随即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搜索调查类似病例。
15日，情况报到市委、市政府及省卫生厅。同日，省疾控专家奔赴资阳，与资阳市、区疾控专家、市卫生局领导及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到三医院研讨病例情况。
18日，资阳市委书记钟勉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对处置工作进一步作出安排部署：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动物疫情，防止扩散、传播；采取集中救治办法，全力以赴抢救病人，减少死亡；加强宣传，正确引导，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严格实行疫情日报制度和零报告制度；紧紧依靠国家和省专家查清死因，尽快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处置。同时，成立了由市委书记挂帅的应急处置指挥部，全面领导、指挥处置和防治工作，并随即启动了《资阳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重大疫病防治预案。
19日，国家卫生局派专家赶赴资阳，四级专家联合工作组进一步深入研究讨论，提出临床诊断为“人—猪链球菌感染（休克型）”，并初步提出了疑似病例、临床病例诊断标准，及时指导诊疗工作。
20日和22日，市委、市政府连续两次发出《关于切实做好我市中毒休克综合症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中毒休克综合症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之后，市委、市政府派出４个市级领导带领的工作组和４个督查组深入各县（市、区）开展工作。市级66个部门派出66个工作组260余人到各县（市、区）帮助指导处置工作。
……国家卫生部、农业部、省卫生厅、省畜牧食品局高度关注，迅速派专家赶赴资阳，组织会诊，查找病源，分析病因，协助指导处置疫情。
10
2004年沱江特大水污染中，资中，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古城与简阳、内江在一夜之间让世界注目。不幸的是，在这次“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的疫情当中，资中再次遭受劫难，成为内江地区“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的首例。
2005年７月22日，资中正式对外公开在该地区发现首例“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
也是从22日这天开始，资中陆续发生不明原因死亡病例，主要以畏寒、发热、腹痛、腹泻、全身皮肤瘀点瘀斑、休克、昏迷等症状为主。
此前，7月21日17时40分，资中县人民医院（后成为资中“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的定点医院）以《资中县人民医院关于几位特殊病人死亡的紧急报告》为题，简明扼要地向资中县疾病控制中心陈述了报告的内容：我院近期收治了四例病情危重的病员，其中死亡的三位均有畏寒发热腹泻呕吐，全身出现瘀点瘀斑，发病两天内即迅速死亡；无法诊断。死于严重微循环衰竭和多器官衰竭。另一位病人出现少尿，全身瘀点瘀斑，皮肤黄染，血小板明显减少，血凝功能极差，肝、肾功严重损害。病情危在旦夕，已转入感染科紧急救治。该病例与前三位死亡病例的病情极为相似，根据病史和临床症状，无法作出准确诊断。
《报告》很快送了上去。21小时后，即7月22日下午2点，卫生部派出由国家临床专家组组长陈志海教授带领的专家组迅速赶到我院，查找病因，经过调查分析，专家们认为在我院收治的这些病例符合“资阳市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疫情明确后，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相关部门迅速进入状态，自此，资中抗击7.22“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的战斗全面打响。
……
11
资中出现的第一例“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人叫黄广勤，资中苏家镇竹花村９社人。
以黄广勤入院时间为准，资中出现的第一例疫情病人的时间应该是７月９日，而不是媒体报道的７月22日。
９日与22日，中间相差整整13天！
12
2005年７月22日下午４时30分，内江市委书记宽大的办公桌上，摊开着来自资中县的紧急报告：境内发现７个特殊病例，其中２人迅速死亡；经专家组鉴定为“中毒性休克综合症”，由猪链球菌病Ⅱ型病菌引起。疫情来势凶猛，几天之内几乎横扫内江各县区，造成51人染病，8人死亡。
市委办公楼位于内江市翔龙山，地势为全市最高处。从窗户望出去，大半个城市尽收眼底。横跨沱江的西林大桥、以及连接着内江最高学府的内江师范学院、全国重点中学内江六中等内江教育文化集中地段的沱江三桥，……巍峨的大桥，流淌的江水，将叶壮的思绪带回到了“3.02”。
刻骨铭心的“3.02”啊！2004年3月2日，这个日后注定要成为时任市长叶壮一生中重要经历的日子，为今天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时，在面临着突如其来的突发性特大水污事件时，担任“3.02”应急指挥部指挥长的他，成功地指挥内江各界人民，抗击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因水污染造成的大面积停水。由于有了这一笔，当着“人感染猪链球菌病”，这个近年自非典以来国内最大的一次疫情再度袭击内江时，作为内江人民父母官的他没有惊慌，没有犹豫，而是迅速作出了反应。
叶壮当即主持召开了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决定了立即启动市县两级公共卫生应急预案，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有关领导为副组长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处置领导工作小组。
13
客观地讲，内江对疫情的反应是比较快的，对外公开疫情也没有滞后（抛开资中县苏家镇竹花村的黄广勤不算）。７月23日起，内江市中区就开始在先前12个报检点的基础上，增设临时检查点40多个，并在成渝高速公路、史家镇、全安镇等６个区域，安排专人24小时设卡蹲点检查。短短一个星期，全区就出动人员1749人次，检查生猪7478头，牛362头，羊14只。同时对30个农贸市场、27个屠宰场和１个肉类加工企业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消毒。
也是从７月23日这天开始，市中区卫生部迅速从区医疗单位的相关专家中，抽调了18人组建了６个流行病调查组和专家指导组，实行村卫生站排查后到乡（镇）卫生院排查，对疑似人员再通过区专家组诊断排查的“三级排查制”。同时，区上还明确了医生的“首诊负责制”，要求“谁接诊、谁诊断，谁误诊、谁漏诊，谁负责”，并追究首诊医生及相关人员的责任。
与此同时，区工商部门全面启动食品安全应急机制，采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式”的监管模式，严把肉类食品准入关；采取定人、定岗、定责、定市场、定路段的方式，加强对容易忽略的城区场外的猪肉经营点、乡镇销售点和零星宰杀点的重点巡查，对已经检疫的肉类食品，包括经营者姓名、肉的来源、检疫证号码、检疫人员以及肉食品的数量等项目全部进行登记备案，对凡未经动检部门检验检疫盖章的猪肉，立即实行收缴。
14
……
截止８月１日１２时，资阳、内江市工商部门已检查市场33207个（次），屠宰场（点）4336个（次），超市218家（次），冻库51家（次），经营户109166户（次），取缔无照经营72户，查获瘟病猪肉239.5头、21679.7公斤，查获未经检疫的猪肉128头、10763公斤。
受四川疫情影响，与四川相邻的直辖市重庆对四川猪肉的进入进行了严厉限制，其严厉的程度亦如在四川与重庆之间设立起一道密不透风的墙：在四川通往重庆的道路上，仅检查站就设立了12个。
远远地，守卫检查站的防疫人员只要一看到印有“川Ｋ”的车牌号过来，神经便高度紧张，那如临大敌的样子叫人想起战争年代设置的路卡。
与此同时，北京、香港、安徽等地也对四川猪肉及其制品的流入加强了防控。
15
就在外省市对四川猪肉的进入进行限制，资阳、内江等地市全力抗击疫情期间，资中县畜牧食品局李明仲等人却弄虚作假，视老百姓的性命为儿戏。资中县畜牧食品局在收集、统计７月15日至７月24日病死猪数据工作中，在未核实病死猪去向的情况下，该县畜牧食品局局长李明仲与该局有关人员，对78头病死猪编造出“深埋”、“宰杀”、“去向不明”三种处理方式上报。
27日，国家畜牧兽医局领导到资中县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查清其中６头病死猪去向，但李明仲等人未按要求落实。
30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记者前往内江资中县采访，对６头病死猪的去向进行跟踪调查。调查中间，李明仲与该县动物防疫监督所副所长蒋晓岗、镇畜牧兽医防疫站站长陈斌、动物防疫监督所执法股长刘伟四人，人为设置障碍，故意选择相对偏远、交通不便的乡镇，曾有病死猪且已登记明确处理方式的６户农户供记者调查，并先行派人做了所涉及到的农民的工作。
面对中央台《东方时空》栏目记者，刘伟面不改色：这6头病死猪涉及到5个乡镇，在对这5个乡镇畜牧站的站长询问过后，他们都对6头病死猪的去向作了说明。
记者：调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刘伟：基本上这6头猪都是丢到沼气池里面进行了处理。
“基本上”三字让记者心生疑窦。这6头病死猪真的被丢进了沼气池吗？如果没有按规定进行处理，这6头去向不明的病死猪完全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疫情！记者带着疑问找到了村民刘廷学的家，在6头去向不明的病死猪中，有一头就是他家的。
记者：你家的猪是不是前几天死了？
刘廷学爱人：对,埋掉了。
记者：埋在什么地方？
刘廷学爱人：那个竹林里。
记者：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刘廷学爱人：行。
按照刘廷学爱人的说法，那头病死的猪并不是如上报所说的被丢进了沼气池，而是埋在了村头的竹林里。记者决定实地去查看一下。但是，在这片不大的竹林里走了一圈又一圈，几天前埋病死猪的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记者：你的猪埋在哪了？你是真埋了，还是假埋了？你埋在什么地方了？你埋了应该知道啊，你埋没埋那头猪啊？
刘廷学爱人：反正又没有吃啊。
记者：没吃？那猪哪去了？
对于6头去向不明的病死猪，记者只随机调查了其中的一头，就发现并非像资中县动物防疫监督所提供的那样被丢进了沼气池。那么，县动物防疫监督所的调查结果又是如何得出的呢？
记者：你来调查的时候，这个猪埋了吗？
四川省资中县兽医温有海：埋了。
记者：你看了吗？
温有海：我没有看。
记者：那你怎么知道是埋了呢？
温有海：听她说的。
记者：她说埋了就埋了？
温有海：对。
记者：埋在什么地方你看了吗？
温有海：看了，就在竹林那边。
记者：那你带我去看。
温有海：我就不知道了。
记者：你不说你看了吗？
温有海：她说埋了的。
记者：她说埋了你就相信了？
温有海：对，要相信人嘛。
记者：这猪真埋了假埋了，你到这里来调查，应该看一看到底是真埋还是假埋了啊？
温有海：具体要问她本人才知道啊。
从记者调查了解的情况看，资中县在对病死猪去向的统计上还存在漏洞，个别农户家里的病死猪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疫情发生后，当地的农户虽然知道病死猪不能随意宰杀和食用，但悄悄宰杀、食用的现象依旧存在，这就给疫情的控制留下了隐患。如果不进行无害化处理，一旦病死猪流入其他地区，将造成严重后果。
记者：您的猪埋在什么地方了？
村民张世贵：就埋在这里了。
记者：你怎么埋的啊？
张世贵：我就是挖啊，挖了这么深就埋里面了。
记者：挖了有多深？
张世贵：可能有一米多深。一米多我下去都到这了。
资中县太平镇畜牧兽医站站长陈斌: 我们听说他(把病死猪)埋在这里之后，我们就已经用高倍消毒液消毒，把这里的周围都消了毒。
记者：怎么才算达到了无害化处理呢？
陈斌:消了毒应该说是没有问题了。
处理病死猪有两种方法，深埋和焚烧。在两种无害化处理方式中，焚烧法比较复杂。据了解，目前在疫区使用最多的还是深埋法，即挖一个2米左右深的坑，在坑底铺上一层1.6厘米厚的石灰或消毒药，把病死猪密封后放进坑内，再铺一层消毒药，最后用土盖严。专家告诉记者，只要农户按照规定，对病死猪进行深埋，就可以减少疫情的发生，而对于那些目前看来没有发病的健康猪，药物预防也是必不可少的。
记者：这两天发药了吗 ？
村民：是昨天给我们发的药。
记者：什么药？
村民：土霉素。
记者：发了多少？
村民：一头猪20颗。
记者：让你的猪吃多长时间啊？
村民：3天哪，20颗三天就喂完了。
记者：没告诉你们要喂7天吗？
村民：一头猪就发20颗。
记者：给了多少土霉素？
村民：就是老母猪有，小猪仔没有。
我们在一些发生过猪链球菌病的村舍进行采访，发现发给他们的药物没有按照规定发足，甚至有些猪没有发。对于这个问题，资中县公民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唐远国说：一个是现在站上没有资金，县上让我们同意垫付，然后凭发票县上统一处理统一报销。
记者：缺乏资金？
唐远国：关键现在要垫付资金啊。
记者：您要垫资多少啊？
唐远国：我要垫17000块左右。
资中县的村庄分散，道路难行。疫情发生后，当地用于预防疫情的青霉素、土霉素等抗生素药物数量紧缺，价格上涨，再加上当地畜牧防疫站资金不足，大多是垫资购药，因此，一些疫区农户家里饲养的猪，目前还没有按照规定进行防疫注射和服用药物。如果这些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的话，有可能会对猪链球菌疫情的控制带来影响。
突发性的大面积的疫情既是天灾，也是国难，关系到国家声誉问题，政府理所当然要出面予以解决，为感染疫情的农民免费治病，对病区进行消毒，深埋病死猪，给没有患病的生猪喂防疫药呀，等等。可政府的行动（特别是紧急行动）也有缺位的地方，比如当地畜牧防疫站连购买土霉素之类的抗生药的资金都没有，都需要垫钱购买。面对政府行动的缺位，受疫情危害的农民似乎除了等待救助外，就别无他法？
我贫穷、无奈、无助的农民哟。
第三章 基层公共卫生体系
16
中央台《东方时空》栏目对资中县以李明仲为首的四位县、乡、村干部弄虚作假被免职予以了曝光。８月初，美联社以《中国官员被撤职》为题，在互联网上发了一则通稿。不几天，通稿就被删除了。
李明仲等人被免职属咎由自取。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因为这些基层党政干部最多只应承担道义和行政的责任，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基层防疫部门是否发挥了作用？如果再联系到近些年频繁发生的公共卫生恶性事件，人们恐怕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发问：基层专业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环节何在？应该如何解决？
不久前安徽泗县发生的肝疫苗事件，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学生们所接种的疫苗，购买自没有牌照的商人张鹏，之所以从这个渠道进货，是由于市县防疫部门对疫苗的价格层层加码，而基层防疫部门也要从中牟利，希望进货价格越低越好，承担着公共服务职能的基层防疫部门，因此不得不走上商业化的经营歪道。究其原因，在于财政拨款严重不足。据说，大庄镇防保所有6名工作人员，财政只给其中4个人每月发150元钱。
这些基层防疫人员确实应当受到责备，但更应受到责问的是地方政府，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分配体制。目前的财政分配格局是严重扭曲的，在建设性支出与公共服务支出之间，政府总是倾向于前者，由此导致政府的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而原本就贫乏的医疗资源，分配结构又严重失衡：在城乡之间，政府资源大多投向城市；在普通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之间，政府严重倾向于前者；在普通民众与官员之间，则严重倾向于后者。
对于这种状况，民意及舆论多年来呼吁予以改革。但囿于体制因素，代表民意的人大对政府的财政分配问题，缺乏强有力的控制手段，相反，一心追求政绩的党政官员可以随意支配财政支出。因而，尽管民众普遍对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服务有殷切需求，但却无力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
于是，传染病疫情、环境灾难事件之类的公共卫生恶性事件频繁发生。
自SARS危机以来，中央政府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并于近两年开始增加公共卫生方面的财政支出。但，补课不可能一蹴而就。更致命的是，地方政府对于民意普遍反应迟钝，因而，公共卫生仍然无法在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议程上占据重要位置，投入不足的局面远未改变，更不要说补以前的课了。
针对这种状况，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与世卫组织完成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建议，政府承担全部公共卫生服务责任，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因为，这些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品，政府若不投入防治，则会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因而，由政府承担财政投入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就是合理的，从政府财政投入的整个效益来看，也是合算的。
这样的道理谁都懂，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东西能够激励或者迫使拥有财政权的党政官员改变资金分配结构，承担政府应当承担的财政责任。
从根本上说，中国能否强化目前极端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取决于能否建立起一个责任政府，也即，政府官员是否对所管辖的人民承担责任，对民众的呼声作出敏捷反应。假如政府的施政安排和财政安排，大体上依据民众的意愿来决定，并由民众的代表来控制，则公共卫生建设所需要的资源——包括人力和资金——应该可以得到保证。在不少国家，卫生福利开支总是呈现出膨胀的趋势，而在中国，这一块却总是被轻易地牺牲掉。
17
2004年的“3.02”特大水污染让四川简阳、资中、内江三地市闻名，2005年再度让四川省简阳、资阳、资中、内江等地扬名的则是为四川农业经济赢得主要效益让四川人引以为豪的四川生猪。四川生猪之所以有名，跟四川温和的气候，四季盛产青绿饲料有关。80％的肉猪，除饲喂粮食外，还添加适量青绿饲料，这样喂养生猪符合猪的生物学特性和营养需求，猪肉品质优良，肉质一流；“内江猪”（资阳属老内江范畴）又是川猪中的极品。业内人士指出：外地猪肉多属脂肪型，内江猪肉的超细纤维基因含量高，咀嚼起来特别有劲道。“可能每一个吃过猪肉的中国人，都曾经吃过四川的猪肉。”省畜牧研究院吕学斌博士说。猪肉是人们的主要肉食品，历来在肉类食品中居于首位。四川猪肉的销售既关系四川6000万农民的根本利益，也影响着全国市场的“菜篮子”。
资料显示，四川省畜牧业已经实现连续27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其产值2004年逼近1000亿大关，占有该省农业产值50％以上份额；生猪养殖又是四川畜牧业的大头。2004年，全国肉类总产量7443.2万吨，其中猪肉产量4827万吨，占64.85％。四川还是全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基地，目前拥有２个部属重点种猪场，15个省级种猪场，种猪规模6000余头。无论生猪出栏量、产肉量，还是省际间外销量，多年位居全国之首。以2004年为例，生猪出栏量数8151.7万头，占全国6.28亿头的12.98％；猪肉产量630万吨，占全国的13.05％；外销猪肉80万吨，占全国省际间外调量的１/３；出口猪肉15.06吨，占全国50％。从2002年的全国第四位跃居为全国第一。
省畜牧协会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四川2004年生猪出口达15万吨，而并非旺季的2005年上半年已经出口75万吨，如果不出现猪链球菌疫情，今年川猪出口创汇的形势是很好的。资阳、内江两地则是四川最大的猪肉生产基地。以“内江猪”闻名于世的内江为例，内江的畜牧业从2000年开始，连续三年位居全省前列。2002年肉类占全市出口创汇15.8％的份额中猪肉是大头。
一场突发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让国内最大的猪肉生产基地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疫情期间，来自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对重灾区资阳生猪由于猪链球菌疫情的危害造成的严重影响分析指出：首先是对农民生猪销售带来了困难，近20万头生猪积压。疫情发生后，为防止猪链球菌疫情蔓延，资阳市政府明确规定，控制生猪外流，对有疫病发生的区域，农户饲养的生猪暂不外运、销售。目前资阳全市有近20万头生猪积压存栏，无法销售。同时，由于酒店、餐馆减少或者不出售猪肉食品，群众也基本不购买、食用猪肉食品，使得农民饲养的肥猪即使能够出售，也是价格严重倒挂，亏本销售。短短半个月，仅辖内简阳市城区日均屠宰生猪就从原先正常情况的二百多头锐减至数十头，当地生猪销售价格也由7.0元/公斤狂跌至4.4元/公斤。其次使资阳“千万工程”的推广实施受到严重影响。新兴资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也是优质生猪、山羊集中养殖区域，并建成有简阳、安岳两个全国瘦肉型生猪基地县。自2003年以来，资阳市政府大力推广以年出栏生猪600万头、山羊400万头为目标的农业“千万工程”。猪链球菌疫情的发生，给该市“千万工程”龙头企业的生猪养殖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第三是外贸出口暂停，生猪企业经营难度加大。资阳市既是养猪大市，又是猪肉制品出口基地市，每年有大量的猪肉制品通过四川省资阳市四海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出口俄罗斯、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作为资阳市的国家级农业生产化龙头企业和出口创汇大户的四海公司，今年1-6月屠宰生猪85.52万头，同比增加12.32万头、增长16.84％；实现销售收入5.84亿元，同比增加1.78亿元，增长43.78％；出口创汇1286.76万美元，生产经营形势一直较好。但７月以来，该公司的生猪收购及屠宰已由正常情况下的每天3000头以上，降为７月22日的2282头，到7月31日仅收购及屠宰了91头生猪，公司的生猪经营几乎限于停顿，生产、销售、出口均无法实现。
18
被老百姓和一些媒体称为“怪病”，后被官方定性为“人感染猪链球菌”的病，早在2003年，就在四川省绵阳辖下的江油发现过３例类似病人。
比江油更早的病例发生在江苏省。根据南京军区军事医学研究院和江苏省卫生防疫站共同完成的《猪链球菌引起人中毒休克综合症和脑膜炎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源学研究》披露，1998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８日，南通等地区共传染25人，造成14人死亡，其病因都是猪链球菌２型。病人发病前２日内曾屠宰自家病、死猪。
1968年荷兰ARENDS等首次报道了人休感染猪链球菌致脑膜炎病例。在３０例脑膜炎病例中，分离出30株猪链球菌，其中28株为猪链球菌2型。这30例患者中25例从事猪肉业。
在泰国、我国香港、台湾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也有猪链球菌报道。据KAY等报道，1984－1993年在香港的两家医院收住了25例猪链球菌病例，其中15例与猪或猪肉有职业性接触。
此后，类似病例于1976年在我国南方几省曾一度广泛流行，给我国养猪业带来很大危害。
与以上疫情相同的是，江苏疫情的病患者都曾经接触过病死猪，或者是职业屠夫，或者是散养生猪的农户。
不同的是，当时没有猪以外的其他动物发病死亡，死者也都没有食用病死猪的记录。总共病死率为56％。
这是为什么？是人的抵抗力下降？还是生猪的生长周期（原先饲养一头猪通常要一年左右时间，如今只需３个月）加快导致了免疫力的降低？这是一个明摆着的实事：原本12个月的成长期，一下子缩短为３个月，活生生减少了近３/４的时间！一如人的寿命，生长成熟越快，衰老死亡得也越快。
这个推论符合专家们的分析：猪链球菌病属国家规定的二类动物疾病，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猪链球菌分布广泛，常存在于健康的哺乳动物和人体内，在动物机体抵抗力降低和外部环境变化诱导下，会引起动物和人发病。猪链球菌病可以通过伤口、消化道等途径传染给人。
显然，动物机体抵抗力下降是导致人畜共患传染疾病的一个渠道，而缩短饲养周期是一种拔苗助长的行为。但，不缩短就行吗？就市场需求来说，购买者希望买到不用饲料饲养的猪肉，出售者也愿意出售这种猪肉，不喂饲料的猪肉营养价值高，口感也好，但饲养周期长，成本高。碰上生猪（喂粮食的猪较喂饲料的猪抵抗力弱）患病，不赚钱不说，往往连本钱都给赔了进去。辛辛苦苦饲养一年，不赚钱还要赔本，这样的营生没有人会干的。
这是一个“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类似哲学悖论的命题，面对这样的命题，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从中寻求到从根本上解决（不是应对）问题的良策。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发出一系列的追问：从养猪业的迅猛发展，到今天四川大面积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再到我们引以为豪的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这迅猛这高速的背后，我们为此付出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
19
四川是全国的最大生猪产地，最多时四川每年外调肥猪2000万头左右，约占全国省际间调拨的１/３。在“猪口”猛增的同时，猪群的出栏速度明显加快，而发生链球菌２型的比例明显提高，猪群的健康状况和抵抗力却在下降。广东华南农业大学的兽医专家黄毓茂教授指出：对于任何动物而言，生长速度加快和免疫力降低是一对不可扭转的矛盾。而猪链球菌是猪群中广泛存在的细菌，当猪群的免疫力普遍下降之后，链球菌的侵入就容易得多。
“生猪病死，尤其是急性死亡，这些年来最主要的直接诱因大都是链球菌。”黄毓茂说。
另一个现实国情，是生猪的主要饲养方法，还是千百年来通行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散养。一位农业厅的官员指出，整个四川的生猪产量中，大约99％都来自散养。通常就是在自家房边搭一个猪圈。
“集约化生产的优点，大家都很清楚。政府一直在积极引导建设规模饲养场，然而其发展速度和我们所期望的，还有很大距离。”四川省动物防疫监督总站副站长石谦说。
中国现行的地方兽医体系，是在各省下设畜牧局，下设省一级动物防疫监督总站。各个地方和县相应建立畜牧局和兽医站。兽医系统的神经末梢就是兽医站，其职能，主要是对动物的防疫、检疫、市场监督等。
然而四川全省畜牧兽医工作人员总数为３万，面对的存栏生猪数目是１亿3千万头。平均下来，每一名兽医要管理４万多头生猪，仅仅是打针，每天就要打110头。此外，还有鸡鸭牛羊等家畜家禽。
而基层兽医的生存方式是“自收自支”。财政能够覆盖到的只是省一级畜牧局和兽医站。农业厅一位官员向本刊坦陈，国家有文件要求，将乡一级的兽医畜牧纳入地方财政。问题是地方财政非常吃紧，“在四川省，最多只有5％的县做到了。”
基层兽医的“自收自支”的来源，只能是农民。
仅以生猪为例，四川省内将猪瘟也规定为强制性免疫项目，由于不是中央规定的强制免疫，必须由地方财政负担。但根据四川省卫生厅相关人士说，前几年猪瘟防疫的成本还都由省财政覆盖，近年来生猪养殖跨越式发展，疫苗的价格持续上涨，只能做到省级财政进行对等补贴。“而另外一半成本，由县财政负担的几乎微乎其微，都是由养殖户承担。”
在资中县板栗桠乡，屠夫刘兴仁说，每宰杀一头猪他还需向有关部门交17元的防疫费，这笔钱最终又转向卖猪的农民收取。
除了疫苗成本的转嫁，和少量不定期试验检疫，基层兽医的收入来源还有疫苗注射的劳务费——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单次动物疫苗注射的劳务费最高不得超过2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农户选择了不去打疫苗。（以上资料摘引自《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29期）
20
病人刘某是资中第一个在活着时被诊断为“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的病人。其血培养被省疾病控制中心鉴定为猪二型链球菌感染。
2005年７月22日，送进资中医院的刘某的病情开始恶化，全身出现大片淤点、淤斑，血压明显下降，很快出现微循环衰竭和DIC。面对DIC，学医学的都知道治疗的难度，也都明白DIC对一个休克病人来说活过来的希望有多么渺茫！病员颜面、口唇、四肢紫绀，呼吸急促。检验报告显示：肝肾功能严重损害，真是雪上加霜！面对走在死亡边缘的病人，能否抢救过来，医生们心头都有些吃不准。偏偏这时，刘的妻子在一旁歇斯底里地叫唤：没有了他我们一家老小可怎么过呀？之后，她开始苦苦哀求医生：“医生呀，你一定要救活他，他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劳动力呀！昨天他都还好好的呀，这是怎么啦？医生呀，求求你们了！”说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哀求声让所有在场的人心碎，那扑通的一声下跪更像是跪在了医生们的心坎上！担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医院副院长王挺用手背将流出眼眶的一滴眼泪揩擦掉，从地上扶起病人的家属：快起来吧！我们会尽全力的。
……药液从输液通道缓缓流进病人的血管；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穿着隔离衣的医生、护士在病房里穿梭般地进出。
24日，医院一下收进５位病人。短短几天，很快上升到20余人。医院开始把重症监护病房（ICU）改作感染病人急救病房，把４位危重病人转入ICU。王挺和ICU及感染科的医生护士们开始踩着秒针上班。……
“你没事吧？”抢救间隙，王挺不时关心一下身边患有脑垂体微腺瘤，与他同在一个专家组的妻子。
人们平常爱说争分夺秒，其实感受并不深刻。争分夺秒的含义只有在全力抢救垂危病人的时刻才可能被诠释得淋漓尽致。要说，王挺的家就在医院，病房与家相隔不到100米，可就是回不去。最让王挺放心不下的是那整天呆在家里，平时需要他和妻子照顾的三位老人。73岁的父亲患有腰椎间般突出症，90岁的外婆有肿瘤，年龄最小的母亲也近70了。
一天，上学的儿子打来电话：爸爸，你到底知不知道爷爷的腿痛得不能走路了？祖祖胸部上长了一个疱。他们都说你太忙了，不来找你，你就不能回家去看看他们？
搁了电话，王挺觉得无论如何得找个时间回去看看了。到了中午，正准备抽点时间回去看看，手机叫响了：又是紧急会诊！
几天后，年迈的母亲带着90岁的外婆来医院检查。捏着检查结果，王挺当时就愣在了那里：左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
病房与家相隔仅仅100米呀，咫尺天涯的100米！
21
村子，在中国农村是最小的基层单位，村主任就是最小的“官”，最小的官有时却“管”着与村民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大事。资中县水南镇九庙村，当了22年村主任的甘化廉就是这样一个村官。
８月２日晚上10点左右，预防猪链球菌病的兽药送到了村上。47岁的甘化廉当即用广播通知家里有病死猪的村民到指定地点领取药物。有的农户家中没有人来，他便与村支书甘发才挨家挨户上门送药。发完预防猪瘟药已是晚上11点多，两人刚刚坐下来松了口气，这时，预防人接触过病死猪的药又送到了村上。许多人已经关门睡觉。明天再发吗？一旦出了事，谁能负得起这个责？
他与村支书一合计，决定再次上门送药。两人各自回屋拿了伞，刚刚出门，先前不大的雨突然变成了瓢泼大雨，一时间，暴雨大作、狂风四起。甘化廉一手打伞，一手护着揣在怀里的药，瘦小的身子往前倾，吃力地走在泥泞的道上。不一会儿，穿在身上的衣服就被雨水淋了个透湿，贴在身上冷得直打哆嗦。肝痛病偏偏又跑来捣乱，痛得不能坚持时，他只好停下来用手撑着疼痛处，稍稍缓解后，再继续赶路。
挨家挨户把村里27户村民的预防药送完，已经是凌晨２点多钟了，甘化廉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几天后，一直咬牙坚持的甘化廉终于起不了床了。在村干部的和家人的强行劝说下，他被送到资中县人民医院，经诊断，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肝癌晚期！
22
钟炳文，内江市中区沱江乡兰家寺村7组组长。55岁的钟炳文在部队服役的７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自内江“7.22”疫情发生以来，身患胃出血的钟炳文不分白天黑夜的忙碌奔波在防控第一线，走村串户地向村民们宣传“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的知识，帮助建立健全猪只登记卡，坚持每天到养殖户家中义务喷洒消毒。
7月30日下午６时许，他来到村民龚明川家，发现先前登记的10头猪少了１头。在他的追问下，龚明川说那头猪病死了，已经埋了。
“深埋了吗？”钟炳文问。
“深埋了。”对方显得底气不足。
“埋在哪里？”
“埋在，……”对方吱吱唔唔。
钟炳文感觉事情蹊跷。叫对方带去看看。龚明川迟疑着不愿去。
钟炳文再催时，龚明川突然翻了脸，从门背后拿出一根扁担来，将扁担使劲朝地上一戳，手指着钟炳文：“你一个村组长有啥子了不起！你要敢动我的猪，我就跟你拼了！”
对方骤变的态度使钟炳文顿时楞住了；也是在这一刻，那手握扁担站立的姿势让他想起手执钢枪的战士。是啊，农民捍卫自己的利益有什么错，错的是我们一些农村的基层干部没有将本该向农民讲得更清楚些的东西讲得更透彻些。毛泽东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教育农民必须先从教育农民干部做起，具体讲就是从他们这些最基层的村组干部开始。
他重新调整了一种说话方式，和风细雨地跟对方说道：“我不是要动你的猪，我也没有权力动你的猪，只是，……”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讲我也不听！”
“好好，我不讲，听你讲，总可以了吧？”钟炳文当真就不讲了，一屁股蹲在地上，听对方讲。听的过程中，他还主动为对方点燃了一支烟。
等到对方发泄够了，冲着他来了最后一句：我也晓得吃病死猪危险，可你们这些村干部为我们农民想了多少，你们当我们养猪容易吗？
他说怪我没有跟你讲清楚，怪我方法简单，现在我向你赔个不是。其实，政府正是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受了损失，才决定对深埋病死猪肉的农民给予补偿。多少？按病死猪的重量计算嘛。你的猪是250斤吧？能够领到250元至300元的补偿费。
相应的补偿费，加上钟炳文的真诚，打动了龚明川，他带着钟炳文来到埋死猪的后山，亲自动手将刚刚浅埋的猪只刨了出来。之后，又同钟炳文几个乡干部一起，抬着从坑里刨出来的病死猪，走了约一里路的山路，找到深埋地点，挖了一处深达两米的坑，洒上石灰，浇上柴油焚化后，再填土、夯实，完成了无害化处理。
从7月22日到８月８日，17天内，钟炳文拖着患有严重胃病的身子参与了本组20头病死猪的挖坑、焚烧、消毒等处理工作。这期间，他家的３千多斤没有收的玉米在地里已经开始烂了。
下篇：拿什么拯救你，病难中的农民
第四章 农村医疗与“医疗”农村
23
刘贤根，本文第一章出现过的人物。因帮人打整死猪，感染上猪链球菌病，经乡卫生院转县医院，被县医院锁定为“人感染猪链球菌病”。年近60岁的刘贤根听说治这种病要花很多钱，还不一定治得好，拿不出钱来的刘贤根，便在入院的当天下午，悄悄离开医院，回到了家里。
当镇上得知刘贤根从医院跑了回家，马上组织村干部去了刘贤根家。他们要他先治病，钱的事以后再说。家景贫穷的刘贤根还是不肯去医院。村干部们又反复劝说了近3个小时，刘贤根磨不过，终于答应跟他们去了医院。
但已经晚了，重新住进医院只有一天的刘贤根，于7月23日晚上，因感染猪链球菌病再三拖延而去世。
面对着丈夫的突然去世，年过半百的刘妻悲痛难抑。“一年前我还吃过病死猪肉，都没事。何况他还没吃呢，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刘贤根的老婆如是说。她说这场灾难带给她的，不止是失去丈夫的悲痛，还摧毁了她对生活的信心。她说她已经决定不再养猪了，虽然养猪是这个家庭的惟一补贴。“我们这个地方人多地少，一口人只有五六分水田，地里种些苞谷、红薯是为养猪准备的，猪粪可以用来施肥，所以家家都养了几头猪。现在突然说猪肉会毒死人，以后哪个晓得还有啥子病发生？”
24
从机耕道下来，穿过一个荷塘，大笼竹林和一片树林掩映着韦祖芝的家。
说是家，其实就是一片老屋中的一间，屋子里摆放着一架破旧的木板床，屋外边的院子里有两只狗、两只兔子和几只半大的鸡，有的在午睡，有的在觅食。避开家庭窘况，仅听鸡鸣、狗吠，只看竹林和树木掩映下的农屋，还真有几分殷实农家的味道。
在院子里，听邻居说，自从韦祖芝的女儿分出去后，饲养两只狗、两只兔子和几只半大的鸡，就成为了韦祖芝夫妇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夫妇俩与牲畜同住，既是同伴，如今也是两夫妇生活费的重要来源。
韦家的一头老母猪和它生的９头小猪、４头大猪则寄养在别人家里。大约７月16日，母猪突然就病倒了，接着６头小猪和４头大猪也在几天内陆续病死，此外还有几只兔子和鸡。
10头大小猪相继病死，一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被切断，一家之主的韦祖芝怎么也不能接受。
韦祖芝先挑选了约200来斤的好猪肉给腌了起来。剩下来的猪肉，他把左邻右舍给请了来，摆了两大桌，请大家饱餐了一顿。
按照乡村风俗，四川农村的大多数地方至今还保留着死了牲畜通常由自己吃掉的习惯，或者以几毛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上门收购的专收死猪死狗的贩子们。早些年，韦祖芝的母亲还把已经埋掉的死猪挖出来吃过。
与韦祖芝一样保持着吃病死猪肉习惯的人不是极少数，在吃病死猪肉的人中间，还有兽医。东兴区西林街道五星村１组村民伍升荣，父子俩都是兽医。８月２日晚上，伍升荣家的猪突然死了２头，第二天早上又死了３头，没有死的３头猪也明显得了病。此前，街道来人向伍升荣做疫情宣传时，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他说：“我当兽医有30多年了，儿子也是多年的兽医，现在又在教孙子学这一行，凭我几十年的经验，我就不信它有好凶。”还说，“夏天高温，猪儿死也很正常。”家里死了猪，他也准备打整后吃掉一些，卖掉一些，后来看了众多媒体的报道宣传，才放弃了这一打算。
25
几天后，吃下病死猪肉的63岁的韦祖芝就不大对劲了。24日，当板栗桠乡群众村卫生所的张甫良医生接到请求上门出诊时，他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三天未进一粒米。
张甫康按上呼吸道感染给韦祖芝打了针，开了药——农民有病通常是这样治疗的。
25日上午，张甫康接到通知去镇里开会，在这个会上，通报了在资中已发现人—猪链球菌疫情。
25岁的张甫康中专医科毕业后，在群众村开了这个小小的诊所，是这个村里惟一的持有行业执照的医生。除此，张还是资中县防疫保健站确定的“防保人员”之一，每月从政府手中领取60块钱，负责这个拥有1300多人的村庄的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
病情恶化的韦祖芝再次来到诊所输液时，引起了去镇上开会回来的张甫康的警觉。他建议韦祖芝到板栗桠乡卫生院去诊断，在乡里诊断后，韦祖芝被送到了资中县人民医院。在县医院，韦祖芝的病情诊断上被写上了“人—猪链球菌感染待诊？”，并被要求入院观察。
住院？这是让每个走进医院的农民最怕听到的字眼。受不起教育，看不起病，养不起老，在今天业已成为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别说农民了，连城市一般居民，但凡生病，不到万不得已，也是不接受入院治疗的，原因很简单：医疗费太贵。
违背政府初衷的是，医疗费太贵的原因恰恰是由于医疗改革所致。民间声音批评最多的就是“医疗的产业化、市场化”。在十多年来的医疗体制改革中，产业化一直是改革的核心。怎么改？如何改？业内人士指出：在我国，占社会总人口不足2％的大中城市拥有80％以上的医疗机构、人才和经费，而拥有总人口80％以上的农村则缺医少药。在这种情况下，一刀切的进行医疗产业化发展方向为主导的改革，那么，大多数低收入群体看病该由谁来买单？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36％的居民生病不去医院就诊，而是“有病自己医”，且这一比例逐年增加；农村由1998年的23％增加到31％，城市则由44％增加到47％，明显出现了医疗体制改革越改越糟的局面。
早些年，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曾披露，中国农村有近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
陪着韦祖芝来医院的韦的家属再次摸了摸口袋，口袋里只有50元钱，远远不够交住院费用。几天前，在村诊所和乡诊所看病就几乎花光了家里仅有的300元钱的大部分。在医院验血又花掉了37元钱，捏着仅有的13元钱，他们悄悄地从医院溜掉了。
韦祖芝虽然没有去细算住院这笔账，一个简单的验血就花掉了他37元钱（口袋里仅有的50元钱一多半！）便足以令他对医院的收费望而生畏。医院的账是明摆着的：住一次乡卫生院，平均花费525元；如果住县医院，平均花费得1920元；要是再到更高一级的医院，则可能花费4905元。而就目前来看，“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的治疗费用平均在5000元以上。
按这个费用标准，所有费用要让韦祖芝个人承担，就得把他家里所有的家畜，连同那间破旧的房子卖掉，还不一定能付清住院的费用。
资中县，这个拥有117万农民的农业大县，2003年的农民人均收入只有2162元。
医院高额的费用，像是一尊把守医院大门的面目狰狞的恶煞，将由于贫穷而变得更加胆小的农民远远地挡在了门外。在成都三环路外几公里的十陵镇太平村一个叫林家老房子的地方，50岁的李桂芳，得到邻居送来的几斤病死猪肉，烹食后染上了疾病。与韦祖芝一样，李桂芳从个体诊所到区县几经辗转，于22日晚上到四川大华医院求治。临到入院，她和亲属还是打了退堂鼓，半夜偷偷从医院溜回了家。
26
当地政府为此开出的药方是新型的农村医疗合作体制。资中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建英说，“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也可以纳入医疗合作的报销范围。但在资中，迄今有75%的农民并不在体系中，其中包括韦祖芝。按照这个制度，每年农民出10元钱（其中8元用于日常门诊，2元用于大病统筹），中央出10元，省市县三级政府合出10元。刘建英说，刚开始她也没有想到，只够城里人打一次出租车的10元钱，不少农民却也拿不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端于2002年，在非典之后成为中央力推的制度。到去年年底全国约有7000万农民参加。但至少在资中，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刘建英说，农民是讲实惠的，根据资中县筹资情况制定的政策，农民住院医疗费用平均补偿比例不到25%——在全国，这一数据是27%。加上其他因素，有时几万元的大病花费只能报几千块钱，使得农民对这项制度缺乏信心。
从目前操作来看，“大多数农民没有看到益处”，刘建英认为，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多大解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中国政府试图重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曾经称誉世界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于80年代中期几乎崩溃，到了1985年，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陡降至5%。此后，农民看病的每一分钱，除了少量的救济之外，都是自己掏腰包，因此很多只能“小病拖，大病扛”。刘建英和资中县医院医政科长姜山说，前些年资中县的乡镇医疗机构也多数处于瘫痪或是分化解体状态，医疗人员流失或是解散。即使在现在，大多数乡镇卫生院仍然是靠租房、租设备开展业务。（引自2005年第29期《中国新闻周刊》）
27
面前这幢不起眼的古老而破旧的中式小楼，是1908年由美国基督教会一位叫满里的传教士留下的遗产,历经了百年风雨的侵蚀。大多数时候都空空如也的小楼，在这次“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当中，破天荒的发生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四川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在资中出现后，作为资中县定点救治医院的感染科病房在一夜之间被爆满。26名“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患者一下子挤进曾经空旷的小楼，一度寂寞冷清的小楼突然间热闹起来。
住进县医院感染科病房小楼的韦祖芝非但不用为医疗费用发愁了（上级政府已经将此定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令对病人及时收治，费用先由政府解决），也生平第一次不再害怕医院了——活了63年，他头一回体会到了公费医疗的好处。公费医疗就是平常完全由个人掏腰包的钱全都由公家给出了。什么化验费啦、打针费，吃药费啦，连输液费统统都由医院出了。医院告诉他，这种全免除费用的事只有前年非典流行期间实行过。
医院对疫情感染患者实行不收费是从7月25日卫生部和农业部联合对外公开疫情之后开始的。
韦祖芝倒是不用为医疗费用发愁了，医院却有点担心。上面说是先由政府解决，政府解决的办法就是说句话：叫医院先垫着。这一垫还不知垫到那个猴年马月？医院给算了一笔账，住进感染科病房的26位疫情病人，每人费用从一两千元到两万元以上，平均每人按一万元计，26位病人就得花销26万元！医政科长姜山说，目前医院已经垫支了15万元，而政府拨款仅到位５万元。按上级要求，医院还应该添置价值百万的新仪器。而在上次非典中用于改造和新设隔离病区和增添设备所花掉的200万，至今还找不到地方报销。
姜山还说，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突发事件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但在谁出钱的问题上，仍然难以落实。不过，姜山最后说，从前年非典到这次“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不管是所采取的应急措施，还是拨款情况都有了一些变化。前几天，四川省卫生厅一位副厅长来检查防治工作，同时也带来了给资中100万元的承诺。
应该承认，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非典之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一些积极变化。问题是，资阳、内江两地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正发生在新的公共卫生体系刚开始建立之初。
按说，政府对疫情感染患者实行免费治疗，于患者无疑是一种福利，一种关爱，于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是一种类似雪中送炭的行为。但，应急处置措施毕竟只是一种应急，一种补救，毕竟是由于我们体制缺陷所导致的疏漏而致，毕竟不是一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让人想起“3.15”消费者权益日。每年一到“3.15”，街头到处拉起显眼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横幅，让人感觉消费者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但客观事实是：表面上盛行（有些地方连口头盛行也懒得有）实际上却很少实行“顾客是上帝”的诺言。因为没有真正践行，故“上帝”（消费者）只存在于每年的“3.15”，过了“3.15”，“上帝”便死去了。
世界上最可怜最可悲最短命的“上帝”哟！
28
不幸感染上猪链球菌病的韦祖芝是幸运的，他毕竟赶上了政府对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感染上疫情患者实行医疗费用全免（7月25日，卫生部和农业部联合对外公开了疫情。之后，各地医院按照上头指示要求实行不收费）的政策。不仅他赶上了，他女儿（韦祖芝免费入院治疗时，感染上疫情的女儿韦菊也被一同送进了医院）也赶上了。
相比之下，那些因感染上疫情无钱医治，又等不到免费医疗就离开人世的患者就不幸多了。除此，还有另一种不幸者，一心指望靠卖了辛辛苦苦饲养大的肥猪来为子女交学费，他们的家人虽然没有在这次疫情中丢弃性命，但饲养大的肥猪突然间病死，无异于将这个家庭的财路给截断了。
家住内江东兴区中兴路13-9号的邹颜阳，2005年考上山东省潍坊工学院临床医学专业。19岁的邹颜阳接到录取通知书，短暂的喜悦过去后，很快便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单亲家庭（父亲1993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的邹颜阳家里三口人：多病的母亲，在四川师范大学英语系就读的姐姐和邹颜阳本人。姐姐上大学，家里已经有了几万元的欠债。这次邹颜阳考上大学，母亲一心指望卖了家里喂养的肥猪给邹颜阳交学费。赶上猪链球菌病，肥猪死了，卖了肥猪的几百元钱全泡汤了。
“学校要报名了，家头的猪又死了。咋个搞？”倚着门框站着的邹颜阳的母亲看我一眼，平淡的像是在说人家的事。
显然，这是一种麻木后的平淡。在这一带的乡村中，农民的收入普遍偏低，有的全家供一个大学生都供不起，平时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拿出钱来治病了。邹颜阳的家不止是简单意义上的单亲家庭，除了负担着一个上大学的姐姐的生活费用，这下又出了个邹颜阳，面对着两个上大学的女儿，已经山穷水尽的家庭主妇除了麻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9
有关资料称，资阳的生猪疫情呈散状分布，均发生在生猪散养户，规模养猪场的猪群未发现感染。资阳市的解释是：在自家院里养猪的农户，猪圈的通风、卫生等条件远远不如上规模的养猪场，所以容易得病。
那么，与资阳相邻的内江地区养猪的农户呢？
在内江市东兴区小河口镇居士村，笔者走进一李姓村民家，刚要跨进屋子，一股子刺鼻的猪屎味便从屋子里飘了出来。进了屋，门口与猪圈中间，有一道由鞋底掉出的猪屎铺成的“小路”。小心翼翼地下脚，好不容易“跳”到了猪圈前，圈舍十分简陋、潮湿，臭哄哄的猪粪遍地都是。
我正要开口劝主人把猪圈打扫得干净一些，那样可以减少猪儿生病。主人先说话了：“猪儿贱的很，不干不净不得毛病。”猪儿像是听懂了主人的话，不断用粘满屎泥的鼻子拱着猪圈栏杆，表示抗议。就在这时，寄居在猪屎上的“常客”——随着一片四起的“嗡嗡”声，一大群苍蝇扑地从猪身上飞起，绕着猪圈乱飞。
院子里，挑进田里当肥料的猪粪在运输过程中一路撒落，粪水四处流淌，渗到地下，慢慢朝旁边的井里流去。……而李姓村民家人的日常用水就取自这口自家打的井。
同村的黄姓两兄弟住在一个院子里，三代同堂，老二因车祸致残，在床上一躺就是20年。黄家老二的床头挂着脏兮兮的臭袜子，枕头和被子上有着一团团黄色的污物。
“这些东西四、五个月他们帮我洗一次，习惯了。”躺在床上的老二平静地说。
穿过卧房来到后院，大媳妇正在院坝里晒玉米，身上穿的衣服都快变成黑色了。
“习惯了，天天做农活都穿它，少有时间洗。”
又是一个习惯了！我听了不由得皱紧了眉头。
院坝左侧拴着的那条狼狗，见了生人狂吠不止，一边狂叫，一边不断地撒尿向你示威：别过来，这是我的地盘！厨房位于院坝右侧，灶台上搁放着菜刀和一束韭菜，刀上爬满了许多小虫子。“上午削梨子，忘了洗刀和菜板。”大媳妇边说边把虫子从刀和菜板上捉下来，丢进菜板下的一个黑色大桶里。
见我过去看桶，大媳妇有点不好意思：“嘿嘿，这是潲水桶，放在这里方便。”
潲水桶旁边摆放着餐桌，桌上摆满了剩饭剩菜，几只苍蝇在上面爬得正欢。
30
“不干不净，吃了不得怪毛病。”这句在乡村中广为流传的话话，反映了中国乡村中存在着的一种不讲卫生的普遍现象。相对城镇居民，农民的居住条件和卫生条件都差了很多，环境决定习惯，同时也决定着生活质量。面对这次在“猪链球球菌病”中死去的猪只，大部分农民舍不得掩埋，这中间有多年生活的习惯和经验——我吃病死猪肉好多年了，不是活得好好的？更是由于生活的贫困和经济的贫穷——能值好几百块钱的一头猪就这样埋了？那是要遭报应的！即使不吃，这肉还可以卖钱呀。至于卖给谁，那已经与于他们无关了。
正是由于有了农民们的这种心理基础，早些年，乡村中就有了活跃在地下的交易病死猪的市场，这种地下交易在这次资阳、内江、资中等地市县发生猪链球菌病疫情的过程中上演得更是惊心动魄。
31
……四川猪链球菌病感染流行，并非源于某地某几头猪。有关部门事后的梳理表明：病死猪肉的地下流通，放大了病毒的杀伤力。猪链球菌的出现，标志着病死猪开始成为致命病毒源，大陆病死猪肉地下流通问题因之凸现。
屠宰行业的公开秘密
7月20日，夜。借着朦胧月光，资阳市简阳贾家镇工商所等单位多名执法人员，沿着崎岖的乡间小路，摸索进入断颈庙村5组村民陈中贵家。
推门，臭气扑面而来，院内一钢管搭建的挂肉架挂有铁链环、塑料管、刀具等杀猪工具，地上污水横流。院东侧屋内，６个用纸板盖着的大铁桶装着黑红色或黄红色油脂，近800多公斤，４个冰柜存放着300多公斤病死猪肉。这是一个典型的病死猪肉制售窝点。
……
7月21日上午9时，资阳市辖下的简阳市（县级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巡逻二中队民警在青龙镇联合水库路段，查获一辆无牌无证货运三轮摩托车，车上载有两头病死猪和一头病猪。猪贩子陈平承认，这是他自该镇大松树村低价收购来的。
当地畜牧组工作人员协助陈平将病死猪深埋并消毒。22日早上7时许，畜牧组接到群众举报，陈带人挖出了被深埋的死猪。当地派出所追查得知，陈以480元的价格将两头死猪卖到金堂县竹篙镇。
资阳市官员指出，几乎所有乡镇都活跃着收购病死猪的猪贩子，他们的触角深入每一个村庄，加剧了病死猪肉的地下流通。
……
疫情爆发后，四川地方政府对疫区启动严密的小区域封锁，试图切断病死猪肉流通。但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省工商部门仍在资阳、内江等５个疫区，查获病死猪肉近２万公斤、未经检疫的猪肉数千公斤。资阳市公安局提供的一份《资阳市公安局处置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综合报告》说，7月15日到8月6日，全市公安机关打击和处理非法私宰、出售、转移、丢弃病死猪事件15起，其中刑事拘留3人，治安拘留11人。
8月7日，《凤凰周刊》记者来到资阳市雁江区宝台镇大洪乡定点屠宰场。该场负责人王前书已去县城开会，王的父亲代为照看屠宰场。王父说他们从来不做病死猪生意。但他提高嗓门，又说，好多死猪被用车拖进城，“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资阳是四川畜牧业大市之一，2004年生猪出栏量500多万头。业内人士称，当地每年病死猪保守估计也有5万来头。
数量庞大的病死猪，大都被猪贩子收购，进入加工和销售的地下流通管道。
病死猪肉的多渠道流通
雁江区大洪乡村民说，乡村人少，消费能力有限，猪贩子收购病死猪肉应该是运到城里，卖给城里人吃了。
8月8日，资阳市后西街农贸市场。一个中年妇女表示听说过病死猪肉，但她坚称城里人精明得很，“死猪肉只能在乡下哄骗农民”。
……贩卖病死猪肉的陈平在简阳市拘留所告诉新华社记者，病死猪肉比好肉还好卖，他们把病死猪肉放在开水里煮成半熟的高温肉，再按半价售卖，很多农民往往争相购买。
资阳市城北菜市场一个熟食摊主说，病死猪肉一般是进入地下作坊，“改头换面”后上了市民餐桌。他们一般用亚硝酸钠对病死猪肉除臭，上色素，用盐腌制，再进行简单加工，制成火腿肠等腊制品，流入市场销售。
知情者介绍说，食品添加剂中的磷酸钠可以增加火腿和香肠的韧性，咬起来很有劲道。山梨酸钙是一种熟食摊贩最常用的保鲜剂，它可以杀死腐烂菌，完成长时间保鲜。肥肉则可以通过诸如山梨酸钠的抗氧化剂得以保鲜。
四川麻辣食品摊贩众多，病死猪肉在熟食摊上流动通畅。此外，城镇大小快餐店是消化病死猪肉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它们服务流动人口，利润微薄需要“尽量便宜的猪肉”，且需求量巨大。
知情者向《凤凰周刊》透露说，一些定点屠宰站将病死猪分割成排骨、瘦肉、肥肉、筒子骨等，和好猪肉混杂一起挂到市场上售卖。进入较大屠宰站的病死猪肉则随同好猪肉行销外地超市。
猪贩子成为村民的天然盟友
50岁的张力生蹲在地下磨刀，剁骨砍刀、尖刀凌乱摆着，背后是一台脏兮兮的摩托车。张是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文公镇上的屠夫，他刚从乡下拖回来两头肥猪。这个小镇上，与张从事同样职业的有50多人。
这群人每天骑着摩托车走村窜户，游说农户把猪卖给他们。一头猪将根据毛重，以每公斤6元钱的价格成交，而转售每公斤要11元。但屠夫们却不是传闻中的暴利者，他们还得支付多种税费。正常情况下，一头猪所获利润也就几十元。
而一头200斤的死猪，加工成高温肉能卖300多元，如果掺在好肉里卖，能卖到700多元，利润极为可观。病死猪因此成为屠夫们下乡收购的首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16条规定：感疫动物及其排泄物、感疫动物的产品、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必须按照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处理，不得随意处置。
而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感疫动物及其排泄物、感疫动物的产品、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消毒、处理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消毒、处理费用由当事人承担”，意味着农户死一头猪，还要自掏数10元的挖坑雇工费用。
《凤凰周刊》把这项规定转述给大洪乡的村民，村民们面面相觑。一周姓村民突然手一拍，大叫一声，“日哟，我家死过猪，幸亏没有报告干部。”而仁寿县文公镇上的村民说，他们曾试图将疫情报告防疫站，听说还要自己出钱埋猪，最后干脆把死猪扔到了河里。
……
在资阳市雁江区南津镇王家村，一张姓村民在接受采访时，指责媒体习惯批评村民自食、变卖病死猪，“其实是你们从来不站在我们角度看问题”。
《南方都市报》报道了一个农民在猪病死时的悲伤，他捶胸顿足地喊叫：“为啥子就不死人呢！”
监管体系的异变
病死猪的地下流通链条，显然不单出现在四川疫区。
2005年5月8日，江西《江南都市报》的记者在该省新干县界埠乡，发现电线杆上写满了“收购病死猪肉，电话27614××”、“收大小死猪，手机135768701××”等小广告。
2005年6月，重庆市梁平县兽医防疫站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在该县仁贤镇长龙村查获了一病死猪肉加工窝点，起获病死猪肉36吨多。病死猪肉被取样送到市动物疫病诊断中心检验，发现多种对人体有害细菌。其中一种猪霍乱沙门氏杆菌注射到实验小白鼠身上。三天后，小白鼠死亡。据调查，这一窝点加工病死猪肉长达10多年，其数量无法统计。
2005年8月2日，吉林长春市动物检疫所查获一个病死猪肉加工窝点，1吨重的病死猪肉正在加工成儿童食用的香肠。
正规肉联厂也屡屡被发现涉足病死猪肉加工。2004年2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天津市蓟县众多猪贩子将病死猪卖给两家肉制品加工企业，作为原料制成火腿肠等各种熟肉制品，其标签印着“天津百万职工放心食品”、“天津市技术监督局质量示范单位”等字样行销天津及大陆各地。
2004年11月，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披露，河南许昌长葛市杜村寺一家肉联厂，公开收购病死猪，并加工远销北京、上海等地。
让民众感觉不安的是监管体系的变异。2005年7月28日，《三湘都市报》报道，湖南省宜章县畜牧局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场一李姓民工向暗访记者介绍，该场将查没的病死猪肉进行加工处理，“充分利用”——瘦肉制成腊肉，肥肉炼成食用猪油；猪皮卖给皮革厂；油渣、骨头加工成饲料。
病死猪肉流入市场，各大城市无一幸免。一些媒体开始引导民众如何通过看、闻、摸、查等方法来鉴别病死猪肉，甚至呼吁民众管好自己的嘴，“不吃不该吃的”。
专家呼吁改变“多夺少予”模式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教授谢焱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随着人类对于动物的捕杀、破坏动物生存环境和大量食用动物，原仅存留于动物体内的病毒开始与人类接触紧密，一些动物病毒开始影响到人类。
专家称，一直以来，由于人类与动物的病毒传染不尽相同，动物所携带病毒仅仅在诸如两栖、爬行、哺乳等几大类中相互传播。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四川事件凸现不同种属纲目之间动物病毒的传染已成现实。现在迫切需要探讨的是，如何避免疫情卷土重来。资阳市畜牧局副局长谭伟深信：“强有力的政府和行政控制”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
……
资阳市畜牧局办公室主任抱怨国家对畜牧工作人员不够重视，全市1000多名畜牧工作人员，没有底薪和福利，主要依靠阉猪、治疗病猪和收取防疫费艰难生活，而每一个人要盯着4000多头猪。
8月7日，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说，国务院最近下发《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确定由县级主管部门按乡镇或区域重新设立畜牧兽医站，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旨在解决多年来基层畜牧兽医站机构不健全、人员经费无保障等问题，改善监管者待遇。
宝台镇村民孟辛彬则担心，政府对乡村养猪行业更趋刚性的管制，将挤压他们仅有的一点利润空间。“他们在任何一个环节卡一下，我们就会急得跳。”
资阳市政府日前决定拨出专款，对上报病死猪并接受无害化处理的农户，将给予100-300元的补助。这一政策得到农民的欢迎，并认为是解决病死猪地下流通最合适的方式。孟辛彬和他的邻居们说，如果能够拿到国家赔付，他肯定愿意配合政府处理死猪。
但资阳市一官员认为，现在给农民赔付仅是权宜之策，不能过多宣传，因为市财政根本无力长期支付数额不菲的赔付款。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各级政府需要改变对农村“多夺少予”的管理模式。继续伤害养猪农民利益，只可能使病死猪肉流通变得更隐蔽，对社会危害更烈。（摘引自2005年第24期《凤凰周刊》）
32
当我们战战兢兢地读到引文中有关“食品添加剂中的磷酸钠可以增加火腿和香肠的韧性，咬起来很有劲道”但对人体危害极大的文字时，不由得再次想到臭名昭著的“瘦肉精”。面对传统的养猪业，养殖户们算过一笔账，养殖一头瘦肉型的猪，从畜种到成猪，其成本（包括花费高，养殖期长）要比养殖一头普通型的猪高出许多。正当养殖户们为让猪只长得快些，成本又相对不算太高思虑时，瘦肉精应运而生了。服用了瘦肉精的猪毛色光亮，臀部肌肉饱满发达，生猪卖相非常抢眼，而屠宰后的猪肉由于瘦肉精的蓄积，色泽鲜红诱人，十分抢手，为市民所青睐，由于销售市场“瘦肉”走俏，一些商贩和调运户来到产区，指定要收购喂养过“瘦肉精”的瘦肉型猪。用“瘦肉精”把一头普通猪催变成瘦肉型猪，前后只需10-20天左右的时间，成本仅８块钱，利润率为275％！
275％是个什么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有一句被引用得烂熟的名言：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大起胆来，如果有了10％的利润，它会到处被使用；有了20％的利润，它就会活跃起来；有了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有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为了300％的利润，它就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瘦肉精”的利润率距离马克思框订的杀头线仅仅差25个百分点！
何谓“瘦肉精”？瘦肉精的专业术语叫盐酸克伦特罗，这种东西开始是作为一种科研推广项目，因为它可以提高生猪的瘦肉转化率而被比较广泛地进行推广。在这种情况下，“瘦肉精”在猪身上残存量大了转到人身上就成了对人体的危害。全球第一例被“瘦肉精”伤害的个案发生在以斗牛和足球闻名于世的西班牙。1990年3月，135个分属43个家庭的西班牙人，或许是一起观看了一场精妙绝伦的足球比赛，或许是一场惊险刺激的斗牛表演，之后，这些性格同西班牙的气候一样火热的男女邀约在一起聚餐，席间自然少不了他们平素的最好——牛肝汤。一场集体中毒的悲剧便由此发生了。所有在场的人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心跳加速、肌肉颤抖、头痛、恶心、忽冷忽热症状。一时间，“瘦肉精”所引起的恐惧超过了曾经席卷欧洲的“疯牛病”，大街小巷，人们谈“瘦”肉色变。
八年之后的1998年，在中国大陆发生了首例“瘦肉精”中毒事件。从外地回广州探亲的王小姐投诉，她一家6口进食了含“瘦肉精”的猪肝后发生手脚发抖、头痛、气促等不适症状。王小姐家将剩下的炒猪肝送到广州防疫站检测。送检菜汁盐酸克伦特罗检测为阳性，猪肝送检样品含有违禁禽畜饲料添加剂“瘦肉精”。
令人扼腕长叹息的是，又一个八年之后的2006年，害人不浅的“瘦肉精”在四川资阳、内江等地市发生“人感染猪链菌球”后一年，开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死灰复燃。问题是，这些不合格的猪肉却是通过“合格”的渠道流入上海市场的，即“三证”（动物产品检疫症、非疫区证明、运载工具消毒证明）齐备冠冕堂皇进入批发市场销售的。由此，再一次勾画出了利欲熏心的人们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如何干着味良心的勾当！
与获取高利润率的“瘦肉精”相比，进行病死猪地下交易的猪贩子们所获取的利润虽然不及，但其受利益驱动的犯罪心理却是一样的。在资阳、内江等地猪链球菌病流行期间，内江一不法私营肉类加工厂，为赚一笔黑心钱，借内江市肉联厂冷冻库，冻了几十吨病死鸡，做成熟食制品，大的鸡块被说成是鸽子肉，小的鸡快说成是鹌鹑肉，准备卖给超市，事情败露后，仓皇出逃。
33
一个又一个接触过病死猪肉的屠夫及其下手被送进医院，其中一些人迅速死去。截止2005年8月4日，四川省累计报告人感染猪链球菌病200例，死亡38例（加上死于７月９日的资中的第一例病人黄广勤应为39例），如此多的病患者，除了川南地区高温、高湿地理环境的客观因素，以及散养农户的猪舍通风设备和卫生条件差等主观因素外，是否还存在着其它因素？比如，饲料的问题。在采访过程中，这个问题始终困绕着我。我请教过有关专家，专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点王顾左右而言它。我理解这位专家的苦衷，专家受聘于一家大的养猪企业，他要为他所供职的企业利益所考虑。走村串舍时，我问养猪户，他们也说不上来。
当农民说起以前也吃病死猪肉，怎么就很少发现死人现象，这次的病死猪为什么就这么凶险时？我象是从中明白了点什么。
我问面前的养猪户：你们先前养一头猪要多长时间？回说一年左右。现在呢？只要三个多月。又说，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的方法养，那样，猪长得太慢，急死个人！由此看来，猪的生长速度加快，周期缩短是降低生猪抵抗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促使周期缩短的关键便是猪饲料。
疫情期间，我去资阳的农贸市场，在街道上碰到一辆写有“猪老大”字样饲料的送货车，车里坐着一个年轻的驾驶员，车过十字路口，碰上堵车，我借此机会采访了这个驾驶员。年轻人叫李玉伟，是成都东港饲料公司资中配送中心的“猪老大”饲料送货员。他说，疫情的扩大已经给饲料业造成了影响，从7月22日开始，他们的饲料销售大约下降了50％。过去，他每天可以送三车左右的饲料，22日后，有时一天送一车，甚至还出现“打白板”现象（即一车都送不出去）。他还说，生猪的市场价也由过去的每斤３元以上，降到了2.6—2.7元。
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近二十年来，中国饲料工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饲料生产国。但中国的饲料如同中国的食品同样存在着安全问题，并且是严重问题，它已成为中国饲料工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一份有关饲料的调研报告上，我们心痛地看到了下面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字：
１.市场上很多廉价的饲料原料卫生指标超标：如非饲料级矿物原料中氟严重超标；未经脱毒饼粕饲料、工业下脚料以及未经消毒的其它植物原料等，……这些有毒有害的饲料原料不经检验就被大量加入到饲料中。饲料中的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的残留；动物性饲料中的致病微生物、药物残留；饲料原料霉变，如酒糟、玉米、肉骨粉的霉变；沙门氏菌对饲料的污染。
有机氟农药经饲料进入动物机体后，主要蓄积脂肪、肝脏、肾脏、脑、血液等组织和器官中。其对机体的毒性主要表现在损害中枢神经和肝脏、肾脏等实质器官；干扰体内某些酶的活性，改变体内某些生化过程；损害动物的免疫功能；影响动物生殖能力；还有致癌、致畸、致变作用。
饲料中的铅进入动物机体后，经血液循环绝大部分蓄积在骨骼，部分经肝脏通过胆汁排出体外。铅中毒后，主要对动物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造成损害。脑血管扩张、神经节变性导致明显的神经症状；干扰体内卟啉代谢、体内血红蛋白合成和铁利用障碍，导致缺铁性贫血症状；铅可通过胎盘屏障传递给胎儿，对胎儿造成危害。
……毒素在动物体内蓄积，致畸、致癌，影响动物质量，直接和间接危害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玉米霉变后还会产生玉米赤霉烯酮—F2毒素是类雌激素，可引起小母猪、去势母猪经常性阴户肿胀，乳腺及乳头肿大；生产母猪受孕率下降，妊娠猪流产、死胎、产弱仔母；公猪雌性化，乳腺增大，睾丸萎缩，包皮炎，精液品质下降。……
２.国家对药物在饲料中的使用已有明确规定，但一些动物养殖单位或个人，在饲料中添加性激素、肾上腺素激素等激素类药物、催眠镇静类药物和禁用的抗生素类药物。添加这些药物后，一方面是引起猪只机体代谢异常，影响猪只的正常生长，严重的出现死亡；这些激素在动物产品中蓄积和残留，影响动物产品品质，消费这类动物产品会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饲料添加剂使用违规现象严重，特别是添加铜、锌、砷等矿物质，这些矿物质有促进动物生长、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等作用。但如果超量添加，往往会造成动物中毒；也会通过动物排泄污染周围环境。
饲料中过量使用微量元素后，动物排泄量的增加，一方面通过土壤日积月累的营养富集，造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表层土和水质恶化，破坏了人类和动物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给子孙后代留下隐患。……饲料中添加的肿制剂主要是氨基苯砷酸（阿散酸）和硝基羟基砷酸（洛克沙胂）。猪鸡饲料中添加有机砷制剂，主要用于提高增重及改进饲料利用率，砷制剂能够舒张毛细血管、增加毛细血管的通透性，猪只采食后表现为皮肤发红，因而比较受养猪户的喜爱。但有机砷制剂按目前的推荐使用量，一个万头猪场５年后，其粪便中残留的砷可达１吨，这些被砷污染的土壤将长期影响周围的土壤和地下水。如长期使用这种被污染的水，会使养殖场员工和周围居民发生皮肤癌。
近年来，因畜产品药物残留直接引起皮疹、浮肿、吐泻等过敏反应和中毒的事件时有报导。长期食用含有某些抗菌素残留的畜产品还会诱发致畸、致突变和致癌。
由此看来，正视和果断解决中国的饲料业存在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34
资阳市的农贸市场上，猪肉摊贩摊位前，购者廖廖，生意冷清。一长串（我粗粗数了一下，约有70多个摊位）的猪肉摊位的摊主大都在蒙头睡觉，有的干脆就没有摆摊。据说，先前这里一天可以卖掉400头猪肉，现在每天最多能销掉40来头。
一个不停地吸着烟，眉头紧锁，眼睛里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小贩夹杂在多数蒙头睡觉的摊贩中显得特别抢眼。面前眼巴巴渴望生意的小贩，让我想起我那靠骑两轮摩托车拉人谋生的下岗多年的46岁的兄弟。小贩的猪肉摊位前，燃放着一盘薰蚊虫的蚊香，有两只苍蝇肆无忌惮地停留在那挂着无人问津的猪肉上，拼命地吮吸。看来对蚊子起作用的蚊香对苍蝇似乎不起作用。我走上前，将两只蚊子赶开，同他聊起来。
“你卖猪肉还点蚊香？”
见有人过问生意，小贩马上停了吸烟，人也来了精神。“现在是特殊时期，要防止传染疫情。报纸说了，蚊虫叮咬也会传染病菌的。”
我笑了：“那是说活猪怕蚊虫叮咬。当然，讲卫生总是好的。有生意吗？”
看我并不买肉，小贩一下子泄了气。
我又说：“报纸上都报道了北京和省里来的疫情专家组带头吃猪肉，怎么还是没人买？”
“我咋个晓得？”小贩说，“球！这些城市人的命一下子都变得精贵了。要说啊，这段时间的猪肉比哪个时候都保险，检查严格的很咧。检疫部门的人连睡觉都睡在市场上，一天检查几遍呢！以前检查？狗屁！你知道农民杀猪什么时候杀吗？都是深夜（你们城里人叫凌晨）两三点钟，猪杀了，打整好，刚好天亮。我们买下来，运进城，一大早在市场上把新鲜的猪肉挂出来。你想，哪个会在两三点钟等你杀完猪，再盖防疫章？告诉你吧，防疫章都是交给农民自家盖的！你说是保险呢还是不保险？”见我吃惊，小贩说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公开的秘密。
“依你看，这猪肉市场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
“多半要等到疫情警报解除后了。”
鸡鸭买卖区距离猪肉市场不到10米，相对冷清的猪肉市场，生意却显得很是红火。43岁的刘姓老板是资阳市最大综合批发市场城西农贸市场的一名鸡鸭销售商贩。刘老板说，如今鸡鸭买卖生意异常火爆，每斤的价格普遍上涨了4元左右。
受影响的不仅是猪肉贩子的生意，餐馆、火锅店的菜谱上也很少有猪肉出售，资阳市最大的“刘一手”火锅店也将猪肉制品数量降到了最低。位于国税局对面的一家快餐店老板说，他的店子连续一个星期不卖猪肉了，日营业额也由每天1000元左右直线下降到不足500元。
35
总部设在资阳的四川四海集团，是以生猪饲养、屠宰、加工、冷藏、熟食品销售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系国家级农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公司猪源主要来自198个出口备案猪场、实行标准化养殖的48个“养猪家园”和专业养猪大户，公司收购加工生猪实行了宰前、宰后两道严格检疫。在这次疫情中，尽管四海集团的猪源范围内没有发现一例感染猪链球菌的生猪，但疫情仍给公司的经营蒙上了一层阴影。
谈及到疫情对公司的影响，董事长孙素清的脸上写满了忧愁：此次疫情使公司的销售骤减了八成，恢复元气至少要三个月。面前的办公桌上，搁放着仅仅在上面用筷子扒拉了几口的盒饭。食不甘味的孙素清说，资阳疫情发生后，公司产品销售受到严重影响。去年公司在香港等地的销售额达2400万美元。受疫情影响，最近该公司产品在香港等地被全部撤柜，在其他地区也不景气。
疫情期间，设在内江的大型肉类加工公司“内江福润”与资阳的四海集团一样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首先是生猪的收购、屠宰数量大幅下降。公司的生猪由日屠宰量3000头下降到几十头。其次是猪肉出口封关。从7月24日起，企业600多万美元的订单被取消，造成了65万美元的损失。据统计，内江市乡（镇）生猪定点屠宰下降了50％—80％，城区下降了70％—90％。肉类加工企业从７月下旬开始陆续停产。
疫情对四川猪肉的出口、销售影响巨大，那么，对活猪的销售、出口的影响又有多大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访了内江唯一，也是四川活猪出口大型猪场两家企业中规模最大（另一家设在绵阳）的活猪出口企业——内江种猪场。
设在内江市区史家镇的内江种猪场，始建于1938年，是中国第一个专门集种猪科研、生产、育种为一体的大型原种猪场，是中国政府与加拿大政府合作建设的三个优质瘦肉型种猪之一，是我国惟一的“内江猪”资源保护场，国家活猪储备基地，四川省五大重点种猪场之一，也是内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着57年历史的内江养猪场，年提供优良种猪2万多头，存栏肉猪6000头，年出栏生猪２万头。
谈到疫情对活猪出口的影响，普通话夹杂着浓厚本地口音的种猪场场部书记熊胜不无忧虑地说，从四川7月23日下达禁令后，所有四川猪（当然包括活猪）停止流动，种猪场自然也在所难免。直接受影响的是猪场的资金流动。疫情前，2200多头种猪，每天出栏100头左右小猪，一个月就是3000多头小猪，大猪、小猪都要吃、要长，需要大量饲料，大猪平均一天５斤饲料，小猪２斤饲料，一斤饲料按１元计算，饲料费得56万元。疫情期间，由于停止出口，猪圈的饲养密度加大，每月的饲料费（包括防疫费）增加了一倍，达到100万元。饲养密度每增长１％，防疫条件就得增长10％。７月２３日以来，一个月销售量下降了80％，熊胜说，这种销售不景气的状况预计要到９月底才能结束。
离开种猪场部，在公路边上等车，回望掩映在绿树从中，位于沱江河畔，占地1700余亩的内江种猪场：半个多世纪以来，“内江猪”以其适应能力强，抗病力强，耐粗食、肉质好等特点远销省内外和国内外，并与“太湖猪”、“金华猪”、“东北猪”同为中国的四大名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猪场于2002年７月启动了当地1000户农民参与的养猪致富的“借猪生财”工程。该工程实施通过种猪场同农民签订三年协议，由种猪场向每户农民出借一头优质瘦肉型母猪，并派技术人员驻村进行专业技术指导，农户按要求进行饲养和管理。今年７月三年合同期满，每户农户饲养的一头母猪平均每胎提供仔猪10头，每头40斤，平均售价4.5—5元／斤［10头×40斤×（4.5—5）=1800—2000元］，每胎收入1800—2000元，扣除饲料成本和母猪折旧800—1000元，每胎可获纯收入1000元，一年两胎获利4000元，纯利2000元，三年六胎共获利1200万元，纯利600万元。三年下来，按1000户计，每户养猪农民可获得纯利润6000元。遗憾的是，这项农民实现集体致富的计划工程也受到了猪链球菌疫情的影响。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生存问题。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除了吃饭，便是看病难，养老难，以及子女升学难，所谓新的三座大山，成了农民生存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农民要从根本脱贫致富永远是句空话，没有中国农民的富裕，就没有中国农业的真正强盛，而少了强盛的中国农业，中国新农村的建设将无从谈起。
当前，横亘在中国农民面前难以逾越新的三座大山（看病难，养老难及子女升学难）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建设新农村所面临着必须解决和尽快解决的首要课题。
36
在资阳等车去简阳的间隙，我在长途车站旁边的一家报亭买了一份报道当天猪链球菌病的《资阳日报》。说起猪链球菌病，报亭老板感慨地说，“想吃猪肉的很，但还是害怕。家里都有十天没有吃猪肉了，心头馋得慌。鸡鸭鱼还是不及猪肉解馋哪！”
报亭老板的话叫人想起共和国物质最为紧缺的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主食、副食全面紧张，这一年的8月1日，党中央决定，对在京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上予以照顾：一、对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户每天供应肉１斤、每月鸡蛋６斤、白糖２斤、甲级烟２条。二、正副部长、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教授）人员，每人每月肉４斤、白糖２斤、鸡蛋３斤、甲级烟２条。三、正、副司局长，高知中的二、三级（教授）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２斤、白糖１斤、鸡蛋２斤、甲级烟２条。就是这个数量，也仅仅供应了３个月左右，当年的11月，鉴于国家贫困和人民生活贫穷的现状，党内干部除烟以外一律减半。而规定中讲的“肉”，不完全是最能解馋的猪肉，还包括牛、羊等家畜禽肉。地方上也确定了特供对象，按中央“范围宜定的小一些，标准宜定得低一些”的原则，在县一级只有完全中学的极少数老师才能享受此特殊供应。
报亭老板说的猪肉“解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拮据的都市居民的生活状况，也可以说是普通都市居民对猪肉的一种猪肉情结。要说真正的猪肉情结，还得首推中国的乡村农民。或许正是这种源于贫困农村的乡村猪肉情结，促使乡村农民在遭遇这次大面积的猪链球菌病时，仍然钟情于被感染的病死猪肉，甚至发生冒死吃“河豚”从而丢掉性命的事例。
龚新华，内江威远县铺子村湾镇龙泉村７组村民。７月28日早上，龚新华家喂养的一头约100公斤的肥猪突然发病，不肯吃食。他当即请来本组兽医官钱均为猪看病。官钱均观察后对龚新华说，这猪病的历害，叫龚马上找镇上的兽医看。之后，官钱均便赶到镇上参加“7.22”事件应急会议。官钱均离开仅半小时，龚新华还没有来得及去镇上请兽医，发病的猪便死去了。猪死后，龚新华在电话里将猪死的情况对官钱均讲了。官在电话中叮嘱龚新华及其家人：死猪不能吃，必须深埋，要进行无害化处理！
转眼间，一头100公斤重的猪就死了，龚新华一家人心痛不已。龚新华妻子更是舍不得将猪埋掉，再三叫龚新华将猪宰杀。宰杀完了，准备煮来吃，被龚的子女和亲戚强行劝阻：镇上已经通知了病死猪肉不能吃，必须进行深埋，如果非要吃，我们就要向上面报告！迫于压力，龚新华的妻子同意将病死后宰杀的猪埋掉。埋死猪前，龚新华的妻子还是偷偷割下一块肉来，炒了一碗，在吃的过程中，发现味道不对，用筷子搛了两筷子，便没有再吃。
上午11时，在镇上开完会回来的官钱均到了龚新华家，了解龚家病死猪情况。此时，龚新华还有说有笑的。下午２点左右，龚新华突然发病，全身发寒发冷，同时伴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泄，继而心慌烦躁，下肢肌肉疼痛。子女和邻居赶紧将龚新华送到了镇卫生院。16时40分左右转县人民医院诊治。
晚上23时，经市、县专家会诊，临床诊断为“休克型人—猪链球菌感染综合症“。医护人员虽尽全力抢救，但终于无效。隔日，47岁的龚新华于凌晨７时55分死去。
事后在龚新华的手指上，发现有皮肤脱裂的现象。同样感染了轻微病毒救治过来的龚新华的妻子懊悔不迭，说自己怎么就那么糊涂？非要叫丈夫宰杀病死猪，宰杀了不说，还要在埋掉死猪时偷偷从死猪身上割下肉来，炒着吃。活活害死了自己的丈夫，真是罪孽呀！
37
在众多私下吃掉自家的病死猪肉酿成恶果的农民中，成都双流县九江镇万家社万家村村民罗淑容，吃病死猪肉被送进医院后跳楼致死的例子尤其值得人们深长思之。双流县九江镇，距成都仅有一小时车程。水泥路边50米，葱郁树木簇拥着的罗家庭院，村民们如往常一样各自在院子里忙活着，看不出任何一点悲哀。他们身边的罗家屋子的大门上，门口扎着一朵大白花，表明着罗家刚刚死了人。７月29日，罗淑容家一头100多斤的肥猪眼看不行了，儿子季涛在家人的帮助下，给猪打了一针，但病猪并没有如他期望的那样好起来。估谙着剂量不够的季涛又给猪打了第二针，不想这一针却要了猪的命。
７月30日，双流县加大了对猪链球菌的严防死守。县干部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群众；一级包一级，层层包落实。万家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干洪良说，他们从镇里开完会回来，便连夜挨家挨户检点猪的数量，并警告村民不要吃病死猪肉。在万家村，干洪良找到罗淑容的丈夫季均均，询问他家病死猪肉一事。季均均不想叫村干部把猪拿走，谎称猪已死了多日。
隔日，吃过病死猪肉的罗淑容出现发烧、呕吐等症状。８月４日上午，罗淑容到县城爱民诊所求治，诊所怀疑感染了猪链球菌，要她赶紧去县人民医院。12时许，罗住进了医院。
罗淑容可能感染了猪链球菌的消息很快被传开。县医院报告县政府，县政府通报镇政府，镇政府通报镇卫生院。镇所属四个社区干部、三个镇干部和两个卫生院工作人员及时赶到罗淑容家，搜走了罗家冰箱里的一百多斤病死猪肉，并进行了深埋处理。
这一消息传到罗淑容耳朵里时，变成了：家被抄了，猪被埋了。
消息是被传走了样。但在罗淑容的家人看来，当时的情景跟被抄了家没有两样。儿子季涛说他们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该怎样劝慰已经染上病了的母亲。
当天下午2时许，双流县疾病控制中心排除了罗感染猪链球菌，但为了慎重，医院要求罗留院观察，在对罗作多项检查时，将罗送进了隔离室。就是这个隔离室让罗淑容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害怕。
隔离室的玻璃窗外，“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身着防护服）在那儿走来走去，那种气氛给人平添了一种恐惧和紧张。
躺在病床上的罗淑容面朝墙壁，蜷缩成一团，看不见脸。
“我能够感觉母亲是很害怕的。”儿子季涛说。母亲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农村妇女，历来胆小怕事，几十年来，从来没敢给人吵过架。让季涛感觉后悔的是，“作为儿子，我无论如何也该请（哪怕是乞求）疾病控制中心的人来给母亲解释一下，那样的话，说不定母亲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8月5日，罗淑容被转到了一级护理病房。房间里有彩电、空调——特别是空调，她做梦都没有梦见过自己家里会有的东西突然出现在眼前，住进来的罗淑容不是惊喜，而是害怕：天哪，住一天就要８０元！这还没有算医疗费。入院两天来，支付检查费用就花掉了1000多元。这下转入每天仅仅是床铺费就要80元的房间，她还敢住吗？
尤其是站立在屋子里的那台冷冰冰的电冰箱，在罗淑容眼里，更象是一个手拿棍棒的黑道上的打手，叫人看了不寒而栗。焦躁不安的她对侄女说：“这医院太贵了，住不起。我们赶紧回去吧，要死也死到家里去。”
病房里的彩电，滚动播出的都是与猪瘟疾病相关的新闻，那不断在上升的死亡人数，成为了罗淑容愈加恐惧的理由。守候在一旁的季涛注意到了母亲脸上的恐惧，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恐惧表现：她双手紧紧捏住床单，身子僵直，望着电视屏幕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极度的绝望。季涛只得匆忙转换频道。
住进一级病房的当天下午，罗淑容的烦躁加剧，她先是拼命撕扯床单，继尔扯断电线，试图触电自杀，触电不成，开始用脑袋死劲撞墙，撞得满头是包。
既要担负着母亲生命安全的守护，又要找到安慰母亲的话语，这可难为了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年轻儿子。季涛能够反复对母亲说的话语就是“不要紧”，“家里砸锅卖铁，也不会少了你治病的钱。”
８月６日，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罗淑容再次强烈要求出院，为了以示决心坚决，她发脾气拔出了输液的针头，扔掉温度计。
但医院的决心似乎比她更坚决。医生说：你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也不能离开，必须在这里再呆上两天。
医院执意挽留的态度，使得罗淑容再次回想起电视里与疫情有关的一幅幅惊恐画面，从而对自己感染上了猪链球菌深信不疑。
中午13点25分，正是让人感觉慵懒的午休时刻，也是医生护士们对监护病人看管得最为松散的间隙，趁着守护的儿子刚刚睡熟，罗淑容，这个49岁的农村妇女，悄悄地推开医院三楼病房的一扇窗户，纵身跳了下去。
罗淑容自杀身亡后的第三天上午，罗的亲属们披麻戴孝地坐在了医院的会议室。
医院对亲属们提出的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辩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合乎规范，罗淑容的死亡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脆弱。经过再三理论，医院最后同意支付给罗淑容的亲属21700多元，这中间包括曾经收取的罗的医疗费用。
一条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没有引起村子里人们对罗的死亡产生任何一点同情或怜悯，相反，他们认为罗家从医院拿走那么多的钱，简直没有道理。
“这根本就是在讹诈医院嘛。医院哪里做错了，不是医疗事故凭啥要找医院出钱？”
在村民们看来，罗淑容的死，是自己推开窗户跳楼死亡的，与医院无关。有村民甚至认为，说不定是罗家怂恿患上了猪链球菌病的罗淑容故意这样做的。反正这病也治不好，跳楼死了还能找医院要一大笔钱呢！
生前的罗淑容在村子里被公认为是一位好邻居，好母亲，可现在她死了，而且是这样死去的，死了还索要了医院一大笔钱，她在村民们心里的形象肯定要大打折扣了。
这就是中国乡村的农民。我的贫穷苦难的农民，可怜又可悲的农民哟。
38
在四川资阳、内江等地市感染猪链球菌病期间，一些媒体在报道乡村农民私自宰杀病死猪，偷吃病死猪肉时通常是带着不屑一顾的讥讽语调，一味地批评农民愚昧、固执。究其原因，农民的愚昧和固执还是源于农村的贫穷。面对不少农民不愿丢掉病死猪肉，悄悄宰杀和偷吃，一位村干部说了这样的话：谁不知道吃病死猪肉有害处，只是因为农民太穷了，丢不起猪，才冒险吃，或者卖出去，好减少一些损失。
根据四川省统计局７月底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全省21个市州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调查结果，资阳市的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410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养猪是当地农民增加家庭收入的主要途径。从畜牧部门提供的数据看，今年上半年，四川毛猪的价格是3.50元至4.30元一斤，一个农户每年只要喂养２头至３头200斤左右的毛猪，一年就能带来2000多元的毛收入。遇上猪链球菌这样的疫情，农户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一些农户难免要食用或出售病死猪，为的是尽量减少一些损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课题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和城镇的收入差距在2003年大概是3.23倍，也就是3.23个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而且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加大到7倍。
猪链球菌菌疫情的发生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农村公共卫生和预防疾病观念的淡薄，健康教育不到位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经济的贫穷。农民就医观念淡薄，六成以上是由于经济条件差，在有病都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健康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有关专家指出，这次四川人畜共患病的大量发病再一次凸现了我国卫生资源配置不公的事实。早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191个国家的卫生资源（经费）的公正性指数为0.638，排在第188位，在近200个国家中名例倒数第4位。其重要表现之一是，80%以上的医疗资源，包括技术人才、大医院、药物、器材、设备等集中在大城市，而农村的医疗资源不足20%。中国城乡之间和大城市与贫困地区之间的人均卫生总费用达到3－4倍，有的地方甚至高达6－7倍。
面对这次猪链球菌人畜共患病的突发性公共事件，经历过沱江“3.02”特大水污染事件的资阳、内江政府在应急预案方面有了相对完善的一些对策。“非典”之后一系列公共危机的成功处置表明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危机管理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薛澜语）。当地政府从７月24日起，在防止疫情蔓延的工作中提出了“四早”（即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四不”（即指不宰杀、不食用、不售卖、不外运病、死猪肉）以及“两补贴”和“一无害”的措施。“两补贴”是指补贴农户无害化处理病、死猪的费用以及补贴病人的医疗费用；“一无害”是指对病、死猪经消毒后再加生石灰、漂白粉深埋或火化处理。按照“四不一无害”原则，发现病死猪后主动申报者，经畜牧部门和当地乡（镇）核实确认为猪链球菌病的，按以下标准给予奖励：100斤以下（含100斤）奖励50—100元；101—200斤（含200斤）奖励150—200元；201斤以上奖励250元—300元。
应该说，这样的奖励对农民的损失多少也是一种补偿，但也仅仅是一种补偿，不是赔偿。相对赔偿，补偿的特点具有象征性和临时性，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解决根本问题，必须针对农村副业（猪牛羊、鸡鸭鹅等）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比如，对自宰自食病死猪肉施加某些限制条件；对农民蒙受疫情损失建立起一种农村保险机制，等等。机制长效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指出：解决农村畜禽的检疫和屠宰问题，法律首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硬性的基本规定，不能放任地方去自主决定。当然，在设计这一制度时，不能不考虑农村的特点和由此可能带来的高执行成本。作为对策，这一制度不能过分依赖对农民的强制约束，如粗暴地规定农民必须无条件地对病死畜禽予以无害化处理，而应该注重对农民的“激励”。
这种“激励”可以通过政府对农民的病死畜禽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偿和农业保险公司给予保险赔偿得以实现。目前，上海已有几家农业保险公司，这种保险公司属于政策性保险公司，接受国家财政补贴，主要从事农村种植、养殖等生产保险。只有减轻农民的损失，维护农民的利益，才能真正促使农民主动接受和配合政府的监管。
危机管理专家说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但从进入到具体实施还有一个过程。这次猪链球菌疫情的发生到大面积发展，就明显暴露出了地方政府应急指挥系统的缺乏。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地方政府没有统一协调指挥查清病因，而是将疾病始终当作“怪病”来处理，致使被传染的患者病例在监控期内不断增多。其次是重大传染疾病疫情信息报告网络不健全。这样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竟然需要一个月才能确定，可见在基层，公共卫生防治系统还缺乏顺畅渠道，对疫情的收集、分析、报告和通报制度并没有有效执行。再有，就是缺乏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
关于应急预案，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疫情发生后的有关会议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根据国务院去年年底完成的国家总体应急预案，中国将根据预测分析结果，对可能发生和可以预警的突发公共事件进行预警，依次用红、橙、黄、蓝４种颜色表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各省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最迟不得超过４小时向国务院如实报告；明确规定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条件和权限。
证严法师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各级政府只有站在农民的角度和维护农民利益的方面去思考问题，农民的问题才会不成为问题。
第五章 远离疫情
39
简阳新市镇也是这次“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的一个重点疫区。新市镇让我想起李少良。在2004年３月那场特大的水污染中，这个拉着28箱网箱鱼与沱江水污染赛跑的52岁的李少良让简阳的新市镇出了大名。省地市报刊，中央电视台，还有笔者，都为此前往采访过他。
新市镇地处沱江河畔，所辖荆坝村1400余人，养猪达1.3万多头，人均近10头，是名符其实的养猪村。我问起疫情对养猪业所带来的影响时，李少良们平静地说，没有什么影响。见我有些不信，李少良介绍说，疫情发生后，镇政府反映迅速，为保证这里生猪安全，镇党委、镇政府把抗击疫病指挥部搬到了村里，同时派出精干力量，24小时轮流守候30公里河段，发现病死猪，立即打捞上来进行无害化处理。之后，李少良带着我在村子里随机走访了几家养猪户。
送我去车站的路上，今年53岁，在村子里颇有号召力的李少良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在沱江水污染中，荆坝村已经大错了一回，这回不能再错了，也错不起了。”
40
有着154万人的安岳县是四川省第二人口大县，也是养猪大县。“安岳猪”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闻名全省。发端于资阳地区、向下蔓延于内江、往上向成都、绵阳等地延伸的猪链球菌疫情对这个养猪大县有多大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给当地的农民造成了损失？带着这些问题，我去了一趟安岳县。如果说我去简阳新市镇算是“白跑”了一趟，那么，我去安岳也算得上“空手而归”——我没有找到“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的实例。瞬间的失望后，带给我的却是长久的释然与欢欣：一种科学的养殖观开始在农村养猪户们心里萌芽。那是一种对家畜的善待，一种人与家畜的和谐相处。
在安岳县石桥镇烽火村，我看到了与内江、资阳地区的一些养猪户最大的不同，是养猪户注重了猪圈的卫生条件。村子里，几乎每家养猪户都修建有沼气池。走进养猪户吕林秀家，再不用手捂鼻子了。吕林秀家的猪圈，墙壁全用石灰粉刷得干干净净，通风良好，几乎闻不到臭味。吕林秀说，这是去年花了8000多元新修的猪圈，猪儿住着舒服。她告诉记者，要防止猪瘟，还要在猪食上下功夫，每天要用糠和宰细的青饲料合煮，喂完一顿再弄下一顿。
与吕林秀住在一个村的赵容泽，则把猪圈建在花草树木之中。圈舍分为三格，分别养着母猪、架子猪和小猪。赵大叔得意地对记者说，今年才修的新猪圈，怎么样？按有关部门的要求分栏饲养，每天都要把猪粪清理到沼气池。说实在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讲究的猪圈，当赵容泽问怎么样时，我一迭连声地说好。据赵容泽讲，2003年没修新圈时，养猪条件很差，潮湿、太阳晒、不通风、没有沼气池，一切不利猪儿生长的条件都占齐了。修新圈前，养的猪也死了一头，很心痛，舍不得丢，但上面宣传说不能吃病死猪，我们就把猪埋了。新圈修建后，再没有发生猪死病瘟的现象。其实啊，猪儿也通人性，你好好待它，它也会好好对人的。它不生病，使劲长膘，给你挣钱，不是好好对你了吗？
离开赵大叔，我随机走访了村子里十来户养猪户，其中还有两户当地的“生猪标准化生产生态养猪家园示范户”。据了解，安岳县38.5万户养猪户中，目前有2000多户这样的示范户，仅烽火村就有21户。在走访的养猪户中，几乎所有的养猪户都建有沼气池。安岳县宣传部副部长罗相容介绍，该县近年来大力推广的农村沼气建设，犹如一道阻挡病菌传播的“防火墙”。在安岳，目前拥有农村户用沼气池1.79万口。
由于这次疫情多发生在农村散养户之间，官方和一些媒体便针对养猪业的散养提出了应该实行集约化。养猪业集约化在这次猪链球菌疫情中主要体现在躲开了疫情的侵袭，有关官员和一些媒体为此对集约化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大力提倡。笔者虽对集约化有不同意见，但总有些理不直，气不壮，安岳县石桥镇烽火村走一趟后，思路便清晰了。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利弊一样，集约化也概不例外。有利的是养猪业规模化后，猪圈的通风、卫生条件得到改善，猪只少生病，猪链球菌一类的疫情可能（仅仅是可能，人们追求短期效益的普通心理促成猪只生长速度的加快，从而导致生猪免疫力降低的矛盾仍然存在）会大幅度减少，但集约化后，依靠养猪来增加家庭收入的农民的利益却从根本上受到了削弱。集约化管理后，生猪的利益不会也不可能像先前那样再与农村散养户的利益息息相关，大部分农民对养猪业的积极性也就无从谈起。
其实，规模大小只是现代化养殖中的一个因素，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生产方式的先进与落后。养殖的关键在于农民要有一种科学的养殖观，有一份善待畜禽的慈心和善心；不错，猪儿是畜生，但畜生的命也是命，凡有生命的东西有它贱的一面，即生命力的顽强，同时也有它骄嫩的一面，即生命力的脆弱。任何生命都需要一种呵护，一种关爱啊。
41
在2004年沱江“3.02”特大水污染中，当简阳、资中和内江三地市遭受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长达26天的大面积停水时，内江所辖的隆昌县由于不在沱江边上，从而幸免了空前的水荒和大面积的停水。值得思索的是，在这次资阳、资中、内江等地市再度遭受“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时，隆昌又一次幸免于难。
在内江的三县（隆昌、资中、威远）两区（市中区和东兴区）中，隆昌是唯一无一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例的县城。相同的地理，相同的环境，却能保持“零纪录”，这中间肯定“有戏”。
我是在疫情接近尾声的2005年８月中旬赶去隆昌的。带着疑问，我直截了当地问县畜牧局局长。
我问得直接，匆匆从乡镇赶回办公室的局长唐登友也问答得干脆：关键是抢时间，决策正确。接下来，唐局长简要地向我说起了隆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7月23日上午，内江全市召开紧急会议，市里会议精神还未正式传达，县属基层单位就接到通知做好了应急准备。23日下午，县紧急会议刚刚结束，各乡镇干部便急赴县城，１个小时后，畜牧、卫生、公安等分别召开紧急会；第二天上午各乡镇紧急动员，下午包括1000名乡村医生的普查大军，便进入村户开展第一次大排查；当天应急资金80万元拨付到位；消毒液等各种防疫物资投入使用，联合检查队上路设卡堵源。
防控工作在24小时内全面展开！
42
疫情最紧张的日子里，走在隆昌的乡村，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几百辆摩托车穿梭于乡间小道上，车上的喇叭在反复播放：“不能私自宰杀生猪，不能吃病死猪肉……”
宣传车、院坝会、宣传单进村入户；《保卫隆昌》的电视专题片于黄金时段进入千家万户滚动播出。
如此的大造声势，如此的深入人心，这样的情景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虽然不只一次，但内容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曾经有过的几次都与极左思潮密切相关，唯这一次与2003年的全民抗击“非典”方与拯救人类的宝贵生命息息相关。
隆昌的全民抗击猪链球菌病疫情的宏大场景叫人想起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影片开始不久，美国最高作战部马歇尔将军接到了一份叫瑞恩的三个兄弟在那场著名的诺曼底强行登陆的战役战死沙场的电文。瑞恩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她一生养了四个儿子，如今三个儿子战死沙场，最后一个执行空降任务，在战场上生死未卜。为了保住瑞恩母亲这最后一个儿子（据说这是美国的法律：多子参战必须保护一子生还），总统以及最高军事长官马歇尔将军下令：派出一动由米勒上尉率领的八人小分队进入德国军队占领区进行寻找。从数量上看，用八个人的生命（结局是除了那个会说德语的士兵，八个人已有七个人不能生还）去换取一个人的生命的确不值，但从人性的角度去看，利弊大小就绝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的地位或数量的多少。八个人救一个人的全过程演绎出的绝不仅仅是拯救一个大兵瑞恩，而是在拯救一种希望，即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老百姓生命价值的关注与呵护。
在四川资阳、内江两地市发生，尔后波及其他城市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政府对此所作出的一系列积极反应，也体现了一种关注民生疾苦，拯救病难农民于水火的苍生情怀。
43
2005年８月８日，《四川日报》以《痛定思痛的“全省第一”》为题在报道中指出：内江今年有个“全省第一”令人侧目：主动上报37户治污企业，户数全省第一。还有一件事出人意料：去年下半年，内江为治污“损失”10个亿的工业产值，GDP增长减少1.4个百分点，内江人对此并不避讳，明明白白地将这些数据写进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汇报材料中。
内江水污染事件为内江敲响了警钟，内江市委、市政府在痛定思痛后，向内江人民作出庄严承诺：内江绝不要带血的、被污染的GDP以及浪费资源的GDP。为此，才有了以上的主动上报和治污“损失”。这是内江的觉醒，也是内江觉醒后的起步。起步或许慢了一点，但起步慢不等于行进得慢，只要在行进的过程中不再蹒跚，不再摔跤，后来居上不是没有可能。怕就怕没有觉醒，虽头脑昏昏、遍体鳞伤却仍旧跌跌撞撞不管不顾地朝前奔，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这次内江、资阳等地市再遭劫难——遭遇“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两地市政府与没有遭受疫情的地区政府，当然还有中国政府，已经以此为戒，从而引起对农村养殖业及相关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度重视，开始建立健全起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提出一些相关建议。比如，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构建有效的农村检疫防疫体系；完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实行规模化饲养；等等。
这些都是很好的，惟一的是，我们在倡导规模化养猪时最好从当地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如果在广大农村地区均实现规模化饲养了，农民又从怎样的渠道分享农村产业提升的利益呢？因为不养猪造成的收入减少又如何弥补呢？总之，不管是规模化，还是散养，养猪业的快速增长都到了值得正视的时候了。兽医专家黄毓茂教授的话是告诫也是警钟：现在猪群的出栏速度明显加快，而发生链球菌2型的比例明显提高了，猪群的健康状况和抵抗力都在下降。对此，有关资料指出：由于四川猪肉（恐怕不止是四川的生猪）肉类品质的下降，一跃而为全国第一（只顾效率的增长速度绝不是正常的增长速度）的川猪已经引起国人和世界的警惕。
按倒葫芦起来瓢不是科学，一味地倡导规模化饲养，不考虑广大农民的收益也不是构建和谐社会。总之，“不要带血的GDP、被污染的GDP以及浪费资源的GDP”不仅应该成为内江、资阳等地市，也应该成为中国所有城市决策们悬在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
结尾的话：愿与世间所有生命和谐共处
2005年9月6日，随着内江资中最后一例疫情感染病人（病人叫李忠成，资中县公民镇农民）走出医院，６月24日发端于四川资阳，蔓延资中、内江等９个城市30个县（区）长达74天的猪链球菌病终于尘埃落定。
早在20天前的８月18日，资阳、内江根据疫情专家组的评估意见，按照农业部发布的《猪链球菌病应急防治技术规范》的要求，允许生猪流动，终止了应急方案。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政府正式向社会公开宣布曾经猖獗一时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解除了警报。
不错，猖獗一时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感染期过去了，但我们思考由于缺乏对动物的善待（包括畜禽）所引起的人畜共患病的讨论课题才刚刚开始，或者说刚刚进入一个相对深入的时段。
资料载：当今世界每年死亡人数大约有五、六千万人，其中1/3死于传染病，包括一大类人兽共患病（已发现200多种，我国约有130种）。这些人兽共患病有的早已被发现和认识，有些是近年来才陆续被发现的，如非典等。
“构建和谐社会。”这是我们今天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和谐分为两大类：人与人和谐，人与大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容易理解，人与大自然和谐也不难为人们所接受，人与动物的和谐也开始被日渐增多的人们所接受。相比之下，人与家畜、家禽（家畜家禽当然也属于动物范畴）的和谐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在谈论动物时，往往避开了家畜、家禽，在一般人的眼中，家畜、家禽似乎不是动物。不错，猪、牛、羊，鸡、鸭、鹅等禽畜，是饲养来供人食用的，但食用者须得善待食于人者，这种善待既是指健康的饲养，又是指健康的食用（那种活吃猴脑，花巨款饕餮珍贵野生动物的行为为正常人所不齿），否则，食于人者也不会善待食用者。众所周知，最早的爱滋病例就是从吃猴子开始的。猖獗一时的“非典”源于贪婪的人类贪食果子狸等野生动物，2004年的“禽流感”则是由于家禽害病而引发人类的疫病，2005年“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的病源体—生猪与我们人类（特别是农村广大农民）则挨得更近，……一个又一个瘟疫，像一个个的怪物猛兽，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让世界恐慌。
从“非典”到“禽流感”，再到“猪链球菌”，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是：每一个瘟疫都与动物与畜禽有关。
有专家认为，人和动物原本就有共同的属性。比如，可以被同一种微生物所感染而致病，这种人与动物都能患病的一类病就被称为人畜共患病。早在古代，人与动物共患病的现象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20世纪80年代，美国流行病学家卡尔文●施瓦布一语道破箴言——“世界只有一种医学”（THE
ONE MEDICINE）。意思是说，不仅人与人可以患一种相同的病，因为这个世界不只是人类的，还是其他生物的，人与动物、植物、微生物是在共享同一星球和同一个环境。所以，人类不仅要注意自身的疾病，还要关注动物的健康和疾病，因为如果后者不适，也常常会把疾病传染给人类。
人畜共患病有很多种，比如鼠疫、黄热病、禽流感、布氏杆菌病、口蹄疫、疯牛病、乙脑、森林脑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狂犬病、艾滋病等。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些人畜共患病，便是鼠疫和布氏杆菌病。后者感染宿主的范围更大，比如分别能引起绵羊、山羊、牛、猪和人患布氏杆菌病。而人畜共患病最典型的就是艾滋病、疯牛病了。人有人道，兽有兽道，猪有猪道，世间万物皆有道，一旦违背了这个“道”，轻则出乱子，重则遭到毁灭性的报复是必然的。
“人类不仅要注意自身的疾病，还要关注动物的健康和疾病”流行病学家的话到了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时候了。而“世界不只是人类的，还是其他生物的，人与动物、植物、微生物是在共享同一星球和同一个环境”的话语更是到了非铭记在心不可的关键时刻了。
什么叫和谐社会？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正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这自然就涵盖着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胡锦涛同志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潮流又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在这儿，发展是基础，合作是前提，和平才是目的。世界要和平，首先得社会和谐。一个完整的和谐社会必须是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动物和谐，人与植物和谐，人与微生物和谐，也应该和必须有人与畜禽的和谐，这中间少了任何一个和谐，就等于是生命进程中少了一个链条和一个环节，这个社会最终就不会和谐。
捷克作家伏契克在著述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中告诫我们：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呀。
珍爱生命的人们啊，你们在千方百计珍爱自己生命的同时，可千万不要忘了珍爱你们身边的所有生命哪！否则，我们原本就短暂且脆弱的生命将变得更加短暂更加脆弱，短暂得令人惋惜，脆弱得不堪一击！
注：2006年10月６日发布于《报告文学网》原创作品中篇栏目。
|